孤儿

邓元琼

我是天下最自由的孩子。

小时候，除了上学，就是每家轮着去吃饭。谁敢对我不好，他家就遭报应，不是新衣服突然冒个洞，就是他家的菜莫名其妙地消失。我能不知不觉拿走任何一家的东西。我知道哪家桃最甜，哪家桔最酸，哪家鸭子下绿蛋……

十岁那年的春天，队里来了一男一女。队长说，大家注意，这是当年的小地主陈友文，和他老婆从英国回来，曾在省城做大学教授。他们是特务，牛鬼蛇神。我问了所有的小孩，有的说，男的是牛神，女的是蛇神。有的说可能白天是人，晚上就是鬼和神。我也觉得他们有问题，首先皮肤比一般人白，走路的样子也不一般，特别是那女人，只有神仙和妖怪才会那么好看。

晚上，我带上水枪，钻进了他们床底下，想着等他们变牛或变蛇时，就给他们喷水，看他们还变不变。他们用野菜拌稀粥后，就在那慢条斯理地咽，我等得不耐烦，就撕扯他们的毯子。饭后，他们举着昏暗的煤油灯，来到另一个屋里，我轻轻跟上。他们神神秘秘地下了地窖，我毛发就竖了起来：快变了！突然一阵颤抖，水枪也掉了，先听到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然后就静下来。我悄悄来到地窖口，我的妈呀，地窖里全是书！他们就坐在煤油灯下看着，那神情很专注。我突然激动起来，偷！不，是拿！半夜里我抱走了一摞书。看完后，我就悄悄还回去。当然，弄脏了些，没办法，又换另外的看。过了段时间，我还发现了儿童故事书，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和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我好喜欢。

早上，看他们静静地去放牛，天黑时，静静地带着野菜回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想特务真笨。有一天，那个女特务晕倒在男特务的背上，我听一个妇女在说：“造孽啊，饭都没得吃，都快饿死了。”我就突然一阵心酸，眼泪涌了出来。那一刻，我很惊奇，自己居然会哭，好像从前从来没有流过泪。不能让他们饿死。我才想起，已经好久没偷过东西了。晚上去了一趟队长家的鸡窝，还真有两个蛋。换书时，偷偷地放到他们灶上。我常常到小河去，捉了鱼，悄悄放在他们盆子里，有时也顺便拿集体种的一些菜和嫩玉米红苕之类的给他们。

秋天的时候，我的小床上，烂席换成了一床线毯，还有两套改小了的旧衣服。我的泪又出来了，我知道那线毯就是我撕过的那床。

那个冬天好暖和。

春节的时候，我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没有谁替我高兴。我把奖状名字抹去，悄悄地放他们桌上。也不知为什么要那么做。像往常一样我抱着书翻窗而去，却被两个人影堵在窗下：“孩子，不要跑了。”女特务声音很温柔，“走，到屋里去说话。”我发现桌上放着一碗回锅肉，还有三大碗蒸饭，口水就不停往下咽，男特务声音有些沙哑：“今晚我们专门请你吃饭，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我们平反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特务了。”回锅肉就堵在我的咽喉里，下不去，上不来，任眼泪往下淌。我多么希望他们永远在这里当特务。女人给我擦干眼泪，它又流下来了。女人也哭了，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孩子，我们——从来——没想——过，在——这里——救我们——命的是一个这么小的——孤——儿……”

他们走的时候，送了我一地窖书。

鼓书艺人

老舍

宝庆的心情十分震动，一个抗日团体给他来了信，要他的班子为抗战做点事情。

当琴珠问起他们肯出多少钱时，他大吃一惊。他知道人家连车马费都不会给的。琴珠一听，直摇头：“不干！”

“我来付车马费，”宝庆没辙了。琴珠笑得前仰后合，半天才憋出话来:“您钱多，您有钱……我们穷人得挣钱吃饭。”

宝庆让她笑去，回到旅馆，自己排练。

他顺口哼了一两段，都不合适。平日里唱的多是些谈情说爱的词儿，就是那些忠君报国的，也不是味。

在屋子旮旯里睡着了的窝囊废，让宝庆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揉着眼，“干吗不睡呀，兄弟？”宝庆说，他要准备一段词，鼓动大家抗日的心动。

窝囊废又躺下了。宝庆还在拨琴，心里琢磨着词儿。他先念上一句，然后用一只手在琴上弹几下，和着唱唱。有些字实在念不上来，就连蒙带唬，找个合辙押韵的词补上。每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直乐:“嗬！有了！”

“唱什么呢？”窝囊废问。

“《抗金兵》！表一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事，”宝庆答道，“就是有些地方不好办。”

窝囊废又坐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你为难的是不识几个字。”他下了床，“来，我来念给你听。你知道我有学问。”

宝庆奇怪了，看着他。“您认那俩字也不比我多呀！”

窝囊废受了委屈。“怎么不比你多？用得着的字我都认识。好好听着，我来念。”

兄弟俩哼起鼓词来了。窝囊废念一句，宝庆念—句，哥儿俩都很高兴。很快就练熟了一个段子。窗纸发白的时候，窝囊废主张睡觉，宝庆同意了，可是他睡不着。他又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琴珠要是不干，那小刘也就不会来弹弦子了。大哥虽是弹得一手好弦子，但从不肯干这一行，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宁可什么也不干，赖在家里靠兄弟吃饭。

“大哥，”他试着问：“您给弹弹弦子怎么样？”

“我？”窝囊废应着，“我——图什么呢？”

“为了爱国，也给自个儿增光，”宝庆说得很快，“咱们的名字会用大黑体字登在报上。明白吗？会管咱们叫‘先生’。方宝庆先生，方宝森先生。您准保喜欢。”

没人答碴，只听得一阵鼾声。

第二天上午，宝庆醒来一看，那把一向放在屋角里的三弦不见了。他跳下了床。没了这个宝贝，可就算玩完了！他一抬头，看见窝囊废的床空了。

他急忙往小河边跑，一下子就找到了窝囊废，他正坐在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上，拔拉着琴弦。宝庆如释重负地笑了。

重庆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捎来了报纸。宝庆看着剧目广告,得意的心直跳。他、他哥哥的名字都在上面。用的是黑体的大字，先生的尊称。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大喊大叫地把报纸拿给窝囊废看。

彩排那天，他们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最好的衣服。窝囊废刮了胡子。他难得刮胡子，这回不但到了，而且刮得非常认真仔细，一根胡子也没漏网。末了，他把髯角和脑后的头发也修了修。他穿了件深蓝的大掛，正好跟兄弟的灰大褂相配。为了显得利落，他用长长的宽黑绸带把裤脚扎了起来。

中午时分，他们进了城。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夹了_n有些还是黑糊糊的一堆破烂，有的孤零零地只剩了一堵墙，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继续干他们的营生。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疮痍密布。他一个劲地打颤。

到了戏院，一见方家兄弟，大家都迎了上来。所有的青年男女，都管宝庆叫“先生”，他非常得意。这跟唱堂会太不一样了，人家那是把他们当下人使唤。

幕前摆好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支着一面鼓。方家兄弟郑重其事地走上台。宝庆清了清嗓子，全场鸦雀无声。他于是开口，声音高亢，表情细腻，吐字行腔，精雕细琢。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在长江之上，迎着汹涌波涛，擂鼓助战。说书人凭一面鼓，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霎时间，万马奔腾，杀声震天……

三弦的最后余音也消失了。场里一片肃穆，气氛兴奋又紧张。听众屏息凝神，像中了魔，末了，突然爆发出掌声。

宝庆大大方方地抓住窝囊废的手，举了起来。他鞠了一躬，窝囊废也挺不自然地鞠了一躬。听众一片叫好声。宝庆庄重地拿起三弦，走下了台——这是对他大哥，优秀琴师的一番敬意。

后台，全体演员围住了宝庆和窝囊废。拍他们的背，跟他们拉手。年青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宝庆激动得说不出话。吵吵嚷嚷的年青人围了上来,他立着，眼泪顺着肥帮子往下流。

(有删改）

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色^①。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大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衣着。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哎呦哎呦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镜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特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田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着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呲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选自《俗世奇人》）

（注）①格色:北方方言中指特殊，与众不同，多含贬义。

遥远的船

英西蒙·范·布依

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当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发的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部，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

清晨来临，我当班结束，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画着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却从不能假装悲痛。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首先，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我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因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又让我想起了里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前，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我只是想转向里奥，冲他做鬼脸，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我愿意认为，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他们是在也同样照耀着我们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月亮，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告诉我，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

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大多数人正要醒来。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雾气消散开来，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