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西班牙塞尔吉·巴米艾斯

阿图罗总是在固定时间起床。他从来不改变上班路线，并且认为为了世界的正常运转，日常习惯的系统化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最近几个月，他发现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自己这种对规则的遵守。比如，孩子们就取笑他，说他躲藏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里是因为害怕面对生活环境的多变。

阿图罗没有争辩。妻子抱怨他那种一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周一看电视，周二看电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电视，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弥撒)，他也没有争辩。在工作中，阿图罗也察觉到了风向的改变。经理不久前还夸奖他的才干和谨慎，转而却更加关注那些难以预料的“有创造力的”职员。对阿图罗来说，这种所谓的创造力不过是用“首创精神”这种委婉的说法来对草率行事进行美化而已。

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不再像从前那般被推崇。不仅在家里和工作中大家开始贬低他的条理性，在报纸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一些证据，表明人们更崇尚那种仿佛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随心所欲，轻易改变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也常常受到赞美。

在与这种大肆鼓吹反复无常习气作斗争时，阿图罗努力不生气：生气相当于在对手面前示弱。越来越少有人意识到事物的不可预见性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情况让阿图罗很吃惊。出于实验和打赌这双重目的，他决定稍微改变一点习惯。这个决定不是为了求证，而是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态度；也不是源于冲动，而是出于理智。为了不惊动周围的人，他做得很谨慎。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最初的举动：上班迟到20分钟，不穿平时的那件西装上衣，而是穿着一件鹦鹉绿休闲毛衣；平时到了晚上，他都是坐在沙发上，准备看事先和妻子说好的节目，然而那天他向她提议到一家泰式餐馆吃晚饭。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遭到了当事人的不理解。经理批评他迟到，并且上下打量他的学院风毛衣。要知道他从来没改变过穿衣习惯，总是那两套一模一样的外套和裤子，一周换一次。至于去泰式餐馆吃晚饭的提议，妻子连一声回应都没有。

阿图罗一点也没有沮丧，失败恰恰让他坚信自己平时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他不喜欢半途而废，一周后他又再次开始实验。在原本该看电影的那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妻子，就对她说想待在家里吃晚饭。妻子很惊讶，继而明确反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既然星期二都定好了要看电影，为什么要改变？真见鬼！

阿图罗只是反复说着她曾年复一年对他说的那些理由：“有时应该改变一下，就算已经定好了某些目标，违反一下也好，可以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妻子吁了一口气，说道：“那么，我们到底干什么？”她的怒气是那么明显，他激动得差点想拥抱她。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反应。

可此后，阿图罗开始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同事，对待他的态度都和以前不同了。一天晚上，阿图罗正在等孩子们回家。像平时一样，他坐在门前，数着分秒等待约定时间到来。这时他开始自问：既然准备好引入“创造性”的变化，那么出去转一圈是不是更合适？妻子自行吃了安眠药睡得正香，利用这个机会，他穿上衣服出门而去。

黎明时分，他在大街上晃了一圈回到家，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妻儿都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冲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既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留张便条。他微笑起来，对家人的反应很满意，坚信自己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实验。然而大家都不听他解释。妻子开始呜咽，断断续续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孩子们则仿佛面对堕落分子似的看着他。阿图罗向他们保证会恢复自己素来的习惯，然而都是徒劳。

接着就在同一天，妻子和经理对他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得谈一谈。”两场谈话的共同点似乎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理由：他们要赶他走，因为他们发现他心不在焉，已经没有从前一直坚持的沉稳。那种沉稳虽然也不值得称道，但是至少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两场谈话中，阿图罗都没有争辩。在内心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错。他不应该抵挡不住混乱无序的诱惑。他默默地办理了离职手续。而在家里，由于被急剧增长的敌视氛围所迫，他不得不收拾行李离开。

面试新工作时，他重新穿上那件常穿的西装上衣。尽管人家要求的是诸如既要年轻活力又要经验丰富等相悖的条件，他还是坚持呈现自己始终如一、严格精准和认真负责的一面。给他做面试的人不屑地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他还是意识到他们要找的是那种有创造力、不满足于现状、不合常规、难以预测的人。

如今的他保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律。上午去图书馆，下午在综合体育馆，在那里他观察社区业余排球队的变化。在训练方式上，阿图罗也发觉即兴创造与按部就班之间的斗争。一些人的力量和另一些人的才干互为补充，懂得这些的人总是这样说。通过观察比赛，阿图罗得出结论，从统计数据来看，始终如一和可以预见比心血来潮更为可靠。

这更坚定了他的原则。

尽管目前出于环境原因，他不再向任何突如其来、出乎预料，却可能改变他生活的变化关闭大门。更有甚者，他盼望它。最初几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来，是平静地盼望。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坚持，他把这种盼望变成了一种习惯。

(选自2019年02期《译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