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 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树，死，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象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告诉我说：“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发帖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康乡长的忙

侯发山

南湾村地处偏僻，山里没什么矿藏资源，村里也没一家企业，是石庙乡有名的穷村，别的地方早几年都奔上了小康，这个村的温饱却还解决不了。几十年来，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一如过去的山青水秀，没什么变化……新上任的康乡长到任后，听说了南湾村的情况，就抽个双休日下乡了。

南湾村村主任老贵喜出望外，以为又是康乡长来给他们送扶贫款救济物资的。谁知康乡长一分钱也没给他捎，一壶油也没给他带，而是让他领着去山上、河边瞎逛。老贵不知道康乡长的壶里卖的什么药，遂心一横，只管吊着脸说村里的小学校舍破破烂烂该补了，说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该修了，说他老贵在村委多年的工资没得过一分……

康乡长也不搭话，任由老贵哭穷。这时，他看到小河边几只嬉水的鸭子，就两眼放光，说老贵，村里养鸭的不少吧？

老贵点点头，说康乡长，村里人都拿鸭屁股当摇钱树哩，鸭蛋也不舍得吃，都攒起来拿到镇上换油盐酱醋了。

康乡长点了点头，没说话。

中午在老贵家吃饭时，老贵又厚着脸皮提出让乡里帮助南湾村脱贫。康乡长说老贵，乡里也有乡里的困难……这么着吧，你先帮我个忙，只要这个忙你肯帮我，我一定让南湾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路。康乡长的话音刚落，老贵就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饭碗撂地上，说乡长让我帮啥忙？

康乡长微微一笑，说老贵放心，这个忙你一定能帮上，我想要一些鸭蛋。

老贵松了一口气，说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让老伴去村里弄。

康乡长摆摆手，说不急不急，我要的多。你们村多少户人家？

老贵迟疑了一下，说不多不少二十户。

康乡长说每户三百个，总共六千个。

老贵吃了一惊，心说这么多？但他也只是愣怔了一下，权衡利弊后，便拍着胸脯保证，说好，没问题，康乡长你可说话算数？

康乡长就肃着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村里的老少爷们知道这件事情后，不用老贵过多地做思想工作，都开始把鸭蛋给康乡长攒了起来。半月时间，老贵根据各户报的数字，算出已经有六千个鸭蛋了。

康乡长闻讯就又驱车去了南湾村。出乎老贵的预料，康乡长竟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说再麻烦老贵一下，把六千个鸭蛋全孵成小鸭。官大一级压死人。老贵心里窝火，但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满口应承下来。

六千个鸭蛋全部孵成小鸭可是个难事，村里没地方不说，也没资金去折腾。但老贵和他的村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谁家的鸭蛋谁家负责孵成小鸭，各人作各人的难。老贵感动得差点掉眼泪，真想跪到地上给老少爷们磕几个响头。

过了一段时日，小鸭出来了。康乡长得到消息后，说老贵这样子，你们把这些小鸭给我养大了吧，到时候再跟我联系……我不会亏待南湾村的，我说过的话算数。

老贵只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心里却骂康乡长不是东西，说他的胃口也太大了，心也太黑了。

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却没难为老贵，还是老办法，谁家的小鸭谁家饲养。因为他们心里有盼头，记挂着康乡长的承诺，所以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大伙儿唯恐把鸭养糟了，怕康乡长不兑现他的承诺，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鸭养好：把盖房的木料拿出来，建起了结实的鸭舍，实行圈养；一改过去让鸭自己出去找食儿的饲养方法，也开始给鸭喂起了饲料；购买了养鸭资料，开始学习养鸭技术……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贵挨家挨户看了看，小鸭都长成了大鸭，一个个肥嘟嘟的很茁壮。

老贵就骑个破自行车到乡里，找到康乡长说小鸭都长成大鸭了。康乡长喜出望外，连声说了几个好。随后，康乡长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后就兴奋地对老贵说，明天我们先去看看。

第二天，康乡长就去了南湾村，随他去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村里到处都能听到鸭的聒噪声，构成一片热闹的喧声。

到村民家里看过鸭，康乡长和戴眼镜的中年人都十分满意。康乡长对老贵伸出大拇指，说祝贺南湾村成为我们乡的养鸭基地！

老贵糊涂了，如坠云里雾中。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了。他说老村长，我们集团是生产加工“北京烤鸭”的……我刚才看了大家养的鸭，符合我们公司的相关要求，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按照市场价格，明天我们来车装运。

老贵看看康乡长，看看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似乎还没明白过来。

康乡长笑了，说老贵，这下南湾村的老少爷们可都有事做了吧？今年乡的扶贫款可就没你们村的事了。

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对老贵说，接下来我们要签定一个长期的供销合同，但你们要扩大养鸭规模，保证长年给我们供货……

老贵和在场的村民总算明白过来了，不由地鼓掌叫好。老贵说谢谢康乡长！谢谢康乡长！

谢我什么？你们是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分享自己的果实，要谢该谢你们自己！康乡长的脸笑得像一盘盛开的向日葵。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6期）

流浪女

〔英〕A·S·拜厄特

“到时，”斯库珀夫人欢快地说，“公司会派车来接我们去逛‘好运大卖场’。我觉得，那可真是阿拉丁的宝窟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要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还可以放纵自己的购物欲。而且，安全没有一点问题，所有的进出口都在监控之下。觉得难受吗？非常时期这也是必要的。”

夫人们挤进了车里。达芙妮坐在司机的身旁。这辆英国名牌德姆拉轿车静静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行，防弹玻璃阻断了这个东方城市的气息。一入卖场，大家便急匆匆拥了进去。“好比一群母鸡东奔西忙，咯咯地叫着。”达芙妮有些恶毒地想道，因为她稍一迟缓，便落单了。

她同司机对了一下时间，独自走进卖场。她穿行在手持机枪但睡眼迷离的士兵和佩带手枪与警棍的警察中间。再往前去，沿着卖场的墙根聚着一伙儿手拿袋子或瓶子的流浪汉，围拢在燃烧着牛粪或木块的微火旁取暖。他们和警察之间有一条清理得非常整洁的界限，界内是禁区，不得越过。

达芙妮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购物。她看看手表，不知在会合前如何打发这两个小时。

她被一些丝质的靠垫和台布吸引了。她快步走过来，翻看着一叠叠的织物：菊花、桃花、仙鹤、蓝鸟、山峰，各种图案，一应俱全。她挑了一块四边绣着金鱼的台布，红色、金色还有铜色凑在一起，显得别具一格。她看了看购物的袋子，发现相机不见了。她敢肯定出发时是把相机放进去的。在另外一层楼，她买了一枚玉石彩蛋，一把描漆的筷子，还为读中学的女儿买了一副白面小丑的脸谱。看到这层摆放着许多更别致、刺绣更精美的金鱼图案织品，她有些懊恼。她按照路标上的指示，一路小跑着寻找咖啡店，却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她倒是找到了女洗手间，发现隔间小得几乎挤不进去。在那里她补了补妆，镜子里的她大汗淋漓，邋邋遢遢的。唇上的口红已经化在皮肤上。发卡也从头发上戳了出来，鼻子和眼帘上也因汗渍而发光。她看看表，心想要赶快找到回去的路，时间已经不可思议地飞逝过去了。

路标不断标出“出口”的方向，它会将人带到“紧急出口”样的楼梯或电梯口，又让人折回到相同的一排排货架前。“这个卖场存心不让人出来，”她想道。她紧攥着包，一路小跑，在水泥楼梯上上下下。一只鞋跟从鞋上脱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两只鞋跟都取下来，装进包中，一瘸一拐地走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集合的时间早过去了。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将手提包打开一看，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

她站在卖场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检手提包。过了好一会，她才明白，东西全丢了。她开始在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她看了看表，收拾行李和“美味的午餐”时间均已错过，已到了该去机场的时候。她内急得很，膀胱都要憋崩了，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到底层去，因为出口在那里。

这么上下折腾着，她才明白，这卖场简直是上天入地、铺面相同的魔窟：玉器、金饰、银饰、漆具、丝织品、手表、服装、盆景、面具、木偶，让人进去便出不来。飞机该起飞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那分针曾经旋转得如风暴，让她心惊肉跳。可是，现在，腕上只剩下印在粉色皮肤上的印记，带着汗渍熠熠发光。她的表也丢了！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开始试着尖叫。卖场里，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戴着随身听的顾客像聋子一样，而没戴的闲逛的人要么出于对外国人的畏惧，要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装聋作哑。

她不停地在沉沉的却是熙熙攘攘的寂静中尖叫。不管怎么说，尖叫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的男子将头戴钢盔、手持枪和警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到了达芙妮面前。

“请帮帮我，”达芙妮说，“我是英国人。我遭到了抢劫，我必须回家。”

“请出示证件！”

她拉开手提包中的内兜。她的护照也没有了。“被偷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警察说。

她从警察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流浪女，肮脏、邋遢、衣冠不整，口袋里装的都是别人买的东西，活像只败兴的母鸡。

她明白自己要在外面和那些流浪汉们坐在一起，对面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禁区”。

（选自《译林》2008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