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摩西

莫言

柳彼得是我们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他孙子柳卫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俩不但同班，而且同桌，虽然也打过几次架，但总体上关系还不错。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文革”初起时改成了现名。当时，他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他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他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刮子。

1975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临行之前，见过柳卫东一面。他很羡慕我，因为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一条光明的出路。他也报过名，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爷爷柳彼得的基督教徒身份受了牵连。

我到部队不久，柳卫东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马上要跟马德宝的闺女马秀美结婚，希望我能送他一顶军帽，结婚时戴上神气一下。我回信告诉他，新兵只有一顶军帽，确实不能送他。他没回信，从此我们就没联系了。

得到他将与马秀美结婚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马秀美比柳卫东大五岁，马秀美的爷爷的妹妹是柳卫东的父亲的爷爷的弟弟的妻子，论辈分柳卫东该叫她姑姑。这背后的故事令我浮想联翩。

我当兵第二年，得到了一次出差顺路回家探亲的机会。不用专门打听，柳卫东和马秀美的恋爱故事扑面而来。事实就是，本来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的马秀美，突然翻悔了，任那保媒的于大嘴威胁利诱，任她的父母寻死觅活，她是铁了心不回头。那林业工人见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恼怒至极，便开列了详细的账单，向马家索赔。马秀美的三个哥，都是出了名的混账角色，他们把柳卫东弄到村东老墓田里，拳打脚踢，逼他与妹妹断绝关系。柳卫东宁死不屈，表现得很像汉子。柳卫东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许多眼窝浅的人，都流下了同情抑或是感动的泪水。

我本来是想去柳卫东家看看的，但父亲劝我不要去。父亲说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我回部队那天，在村后公路边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夫妇。两年没见，柳卫东头上竟然有了很多白发。他的左腿瘸了，背也驼了，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他穿一件掉光纽扣的破褂子，腰上捆着一根红色的胶皮电线。马秀美原本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经不像样子。她已经怀了孕，看样子快生了。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看样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等我再次回家探亲时，已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这时候，柳卫东已经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王超是村里开小卖部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柳总要跟他老婆离婚呢！我说：“这不可能吧，他们可是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的患难夫妻啊！”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柳总现在身份变了，马秀美带不出门嘛！”

我去乡政府东边那条街上的理发铺里理发时，遇到了柳卫东。我进去时，理发的姑娘正在给他吹头。我看到镜子里柳卫东容光焕发的脸。他的头发乌黑茂盛。他邀我过两天去他家坐坐。

两天后，我跟随着他的女儿柳眉，翻过河堤，到了柳卫东家的新居。

这是五间新盖的大瓦房，东西两厢，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黑漆大铁门上用红漆写着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进门是一道用瓷砖镶了边的影壁，影壁正中是一个斗大的红“福”。院子里拴着一只狼狗，对着我凶猛地叫唤。

马秀美迎出来，手上沾着面粉，喜笑颜开地说：“快来快来，贵客登门，卫东这几天老念叨你呢！”

我看着她挺出来的肚子，问：“什么时候生？”

她忧心忡忡地说：“主保佑，这一次但愿是个带把儿的。”

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他的信徒。

“快来！你这家伙！”柳卫东叼着烟卷，从里屋出来，说，“咱俩先喝几杯，待会儿公社孙书记也来。”

我们坐在沙发上，欣赏着他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这是当时乡村富豪家的标配。他按了一下录音机按钮，喇叭里放出了他粗哑的歌声。他说：“听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柳卫东！”

马秀美进来给我倒茶，撇着嘴说：“还好意思放给别人听？驴叫似的。”

“你懂什么？”他说，“这叫美声唱法，从肚子里发音！”

“从肚子里发出的音是屁！”马秀美说。

“你这臭娘们儿怎么这么烦人呢？”柳卫东挥着手说，“滚滚滚，别破坏我们的雅兴。”

“柳总，”我说，“能不能换盘磁带？”

“想听谁的？”他说，“邓丽君的，费翔的，我这里都有。”

“不听靡靡之音”我说，“有茂腔吗？”

“有啊，”他说，“《罗衫记》行吗？”

“行。”

1983年春天，我回乡探亲，听很多人跟我讲柳卫东失踪的事。正月里，我带着孩子去供销社买东西，在集市上遇到了马秀美，她挽着一个竹篮，里边盛着十几个鸡蛋。从她灰白的头发和破烂的衣服上，我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她眼里噙着泪花问我：“兄弟，你说，这个王八羔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就因为我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他就撇下我们不管了吗？”

我说：“大嫂，卫东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总要给我们个信儿吧？”

“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是2012年，柳卫东失踪，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如果他还活着，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三十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刚开始那几年，村里人多数认为柳卫东在外边又找了女人成了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在县城里被人害死的。早已进城开超市的王超，偶然与我在县城洗浴中心相遇时，对我神秘地说：“三哥，你那个老同学，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但马秀美一直坚信他还活着。据说柳卫东失踪之前，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柳失踪后，讨债的人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大女儿柳眉初中毕业后到帆布厂做工，在那里与一个黄岛来的青工谈恋爱，后来结婚，随丈夫去了黄岛，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柳叶，学习很好，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这两个女儿都要将母亲接去养老，但她坚决不去。她守着那个曾经很气派，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房子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在她家前边，十年前就建了一座加油站，来往的汽车都在这儿加油。马秀美每天都会夹上一摞寻人启事，提上一小桶糨糊，往那些大货车上贴寻人启事。说是寻人启事，其实是她请人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卫东，孩子他爹，你在哪里？见到这封信，你就回来吧，一转眼你走了快三十年了，咱的外孙盼盼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可他连姥爷的面还没见过呢。卫东，回来吧，即便你真的在外边又成了家我也不恨你，这个家永远是你的……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女儿的手机都写在这里，你不愿理我，就跟女儿联系吧……

很多司机都听说过这个女人的故事，所以，他们都不制止她往自己的车上贴寻人启事。

（有删改）

城市人的压力

英克瑞斯·罗斯

我在大街上走着，步履匆匆，因为我快要迟到了，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被什么事耽搁了。我注意到我手中拿着一只香蕉，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拿着这只香蕉，只是隐约觉得这只香蕉对我十分重要，而且肯定与耽误我的事有关。

然后，在一个拐弯口，我碰到了艾丝尔姨妈。这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姨妈，你好。”我对她说，“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艾丝尔姨妈见到我后并不惊奇。“小心你手中的香蕉！”她说。我大笑，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根重要的香蕉，我会小心的。她提出与我同行，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快要迟到了，必须加快步伐，艾丝尔姨妈走得实在太慢了。

拐了一个弯，一头大象挡在我们面前。大象出现在别的城市大街上也许不算是奇怪的事，可这是曼彻斯特呀！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我想的是：“糟糕，大象挡住了去路，我真的要迟到了，艾丝尔姨妈和我在一起，我手里还有一只重要的香蕉……”

我十分着急，然后就醒了。

“只是一个梦。”我长舒一口气，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会梦到大象、香蕉和艾丝尔姨妈呢？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节目，它每天早晨六点钟自动开启，起到闹钟的作用。我抬头看了一眼表，已经是七点七分了。我必须加快行动，我洗漱时听到一则新闻：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大街上，给行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恍然大悟，或许我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听到了这则新闻的，然后就梦到了大象。

我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我在一家电影公司上班，负责策划、创意、写剧本。我突然想，如果有一部关于大象出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电影，效果肯定会不错。我拿包的时候，发现包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妻子的笔迹：“下班回家时，不要忘了顺路买一些香蕉！”我忽然明白梦中的香蕉为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妻子最近在减肥，好几次让我买香蕉回家，而我每次都忘了。我想，我今天肯定会把香蕉买回家的。

在我刚出门时，手机响了。是我母亲的电话。“有一个坏消息，”母亲说，“你还记得你的艾丝尔姨妈吗？”“记得。”我说，“不过，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是的，她昨天晚上去世的。她两周前就病得卧床不起，我对你说过的。”奇怪的梦终于得到了解释。

我匆匆赶路，但是发现我越是想走快，却走得越慢。我看了看手表，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手表的指针往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手表是逆时针旋转，这说明我上班就不会迟到了……”然后，我又醒了。这太奇怪了。我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很疼，确定这一次不是在梦境里，而是真的醒了。时间是五点半，收音机还没有自动开启呢。我不会迟到。

我看到了妻子，就问她：“你今天还需要买香蕉吗？”“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她显得很诧异。“我以为你要减肥呢？”“减肥？”她说，“我胖吗？”“哦，不……那么，你听说过大象的事吗？”我问。“大象？”“对，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出来了。”

“曼彻斯特没有马戏团，更没有大象。你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也许你需要在家里休息一下。”妻子说。“不过，我先要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说。“现在才五点半，你为什么要去打搅母亲呢？”妻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嗯，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好了，放松一点，行吗？”妻子说完就出去了。

我立即给母亲打了电话。“妈妈。”“哦，亲爱的，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呀？”“你还记得艾丝尔姨妈吗？”“当然，不过，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 “她还好吗？”我打断母亲。“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哦，没什么，再见！”

放下电话，我想，也许妻子说的对，我需要好好休息一天，于是我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是这样的。”我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策划剧本过于劳累了。”“你病的真不是时候，”老板说，“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我本想今天和你好好谈论的。这是一个动作片，故事情节也非常有意思。我简单说给你听一听：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了一个大城市，它吃了一只被恐怖分子注射了具有放射性物质的香蕉后，变得焦虑暴躁……” “我的艾丝尔姨妈什么时候在这部片中出现？”“姨妈？什么姨妈？”老板很生气。我挂断了电话。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城市人生活压力太大的症状。

（选自《小说中的小说》，译林出版社）

最美的康乃馨

陈华清

我当邮差送的第一封信就是给安娜的。我们镇的青壮年男子都去打仗了，剩下的都是妇孺病残。如果我不是病弱，也已在前线，没有机会认识安娜。

安娜拿着我送来的信左看右嗅，在信的一角亲吻着，然后递给我，说她识字不多，叫我帮她读。春天的阳光照着我手里的信，也照着安娜。

那是她儿子写的信。信中说：“妈妈，又一个春天来了，康乃馨开花了吧？记住啊，妈妈，每朵花都是儿子送给您的祝福，部队要开往前线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写信。妈妈您多保重，不要牵挂。”信里还夹着一张相片，相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军装，清瘦，英俊。

安娜告诉我，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在她的国家留学，然后把她娶回自己的国家。丈夫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两年前，她把最后一个孩子安东又送上战场。

夏天蝉叫了，安娜的儿子又来信了。我顾不得疲倦，连忙送去。安东说他们打了胜仗，已从前方撤回，休整几天又要开往另一个战场。

转眼到了深秋，我在镇上给人送信。忽然听见有人叫“孩子！孩子！”原来是安娜。她是来邮政局看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安东已几个月没音信了。“没有啊，如果有，我第一时间给您送去。”我不想让她难过。“好的，孩子。”安娜说。她两眼深陷，神情忧郁，蹒跚的身影消失在深秋的落叶中，像一幅色调悲凉的油画。

安娜的儿子牺牲了，他是战斗英雄。他深入敌区，被敌人发现，他引爆炸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报纸上登着安东的英雄事迹，还有他的相片，就是寄给安娜的那张。

我又给安娜送信了。是她儿子的信。

这以后安娜儿子写信比以往勤快了。有时还寄钱来，寄一些好吃的东西来。信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多了，除了告诉安娜他近况，还说些见闻逸事、风土人情。还说他的津贴增加了，有钱寄给妈妈了，妈妈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我现在一个月至少有两次可以到安娜家。

“孩子，你来了，真高兴！”她把我当自己儿子般拥抱着。

“孩子吃吧，安东老是寄吃的来，我老了，吃不了这么多。”安娜没什么亲人，安东寄的东西她总是叫我吃。

“你教我识字吧！”安娜想自己读信了。我也乐于教她，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呆在一起。

她会认很多字了，会自己读信了，但从来不亲自回信给安东，依旧是她口述，我代笔写。

“东东，妈妈很好，你种的康乃馨开得很漂亮呢。打完仗就回来看它们吧！”她看着院子里的康乃馨发呆，眼泪直打转。我停下笔怔怔地望着她，“刚才说到哪了？”她赶紧撩起衣角拭眼泪。

她越来越苍老了。

安娜死了。她留给我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我知道我的安东早已不在人间了。从那个冬天开始，信封上就没有画着康乃馨。他知道我识字不多，怕我读不了信，临走前他跟我约定，就在信封上画一朵康乃馨，意思是：‘妈妈，我爱你，见花如见人。’孩子，我知道是你借安东的名义给我写信，你不想我悲伤。我接受你的善意，我也想你开心。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我在天堂也会保佑你的。孩子，我也爱你！”

我怎么没想到康乃馨这个细节？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我在安娜的墓碑上画上康乃馨，把一束束粉红的康乃馨放在墓上。

（《微型小说选刊》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