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 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要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份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报，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去读，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便有了不少纷争。

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自此，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认为《登高》一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为压卷之作，王世贞也认为：“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当代学者孙绍振则认为王昌龄《出塞（其二）》，“不论从意象的密度和机理上，还是从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压卷’之作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

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王世贞指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要不得为第一也”。他认为杜甫诗歌虽未尽善尽美，但是堪称第一，故隆重推出了《秋兴八首》中的四首。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对王昌龄《出塞》为压卷之作颇不认同，认为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相较于王昌龄《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所以他认为这三首诗呈鼎足之势，都堪称第一。

胡应麟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他在《诗薮》中指出：“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明代钟惺、谭元春指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