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颇多。学习的第一步，是厘清概念，校准术语。

一百多年前，法国学者路易·阿韦在其《拉丁文本考证手册》中，将抄本与作者原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vérité，将抄本与其所从出的父本相一致的情形称作authenticité。如今我们拟定的对应的中文译名是“正确”和“忠实”。

文本复制传播过程中的“正确”和“忠实”该如何理解？不妨以综艺节目上常见的“拷贝不走样”游戏打比方。具体操作是，比如有A、B、C、D、E五个人，都背对主持人排成一列。主持人让A转过身，给他同时也给观众看一个词语“惺惺相惜”，然后将提示板收起。A让B转过身，在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条件下，通过比手划脚，让B领会这个词语。B再让C转过身，向他模仿A的比手划脚。依次进行，一直到E。如果E能说出“惺惺相惜”，则游戏成功。这个游戏与文本抄写复制传播颇为类似。提示板上的文字，相当于作者原本的表达意图。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代抄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前代抄本惟妙惟肖的模仿，并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本，因为前代抄本可能已经“走样”了。因而对前代抄本“拷贝不走样”，可以称“忠实”，但却不一定“正确”。

第一代抄本如果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了作者原本，堪称“忠实”，也堪称“正确”。如果其后每一代抄本也都能完全准确、毫不走样地复制前代抄本，那么可以说，截至当下，抄本堪称“忠实”而且“正确”。如果其中有一代抄本“走样”了，那么一般来讲，其后的抄本，或许可以称得上“忠实”，但谈不上“正确”。

西方学者将古典文本校勘的目标表述为“重建作者失落了的手稿”。也就是说，“正确”是校勘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古典文本的写定时代距今已千百年，作者手稿和早期抄本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很难确定存世文本是否完全符合作者原本。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将考量“忠实”与否作为文本校勘的暂时小目标。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操作过程西方校勘学叫作“对校”。对校的结果，就是给存世抄本排出前后次序，然后在存世抄本证据的基础上，重建最早可考抄本的文本。

保罗·马斯《校勘学》将现有文献证据条件下能够恢复的文本称作“原型”。“原型”可以说是通过“忠实”度考察，不断剔除“走样”，最后逆溯到在传承环节上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原型”毕竟不是“原本”。想要进一步企及“正确”这个校勘的终极目的，就要在“对校”之后，再进行“修正”。“修正”必须是在“对校”所重建的原型的基础之上。

中国校勘学有“校异同”与“定是非”之说，颇类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和“修正”。其实仍有重要不同。中国校勘学所谓“校异同”，其实不是“对校”，而只是“校对”，其结果只是一个平面的异文列表。西方校勘学所谓“对校”，其实是在考察异文是否前有所承，也就是是否“忠实”。最终结果是追溯到存世最早抄本，重建所谓“原型”。中国校勘学所谓“定是非”，最常引用的是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与作者原本一致与否。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立说是对还是错。西方校勘学所谓“正确”，其实只相当于“底本之是非”。至于作者立说是对是错，则不是校勘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校勘学其实是将中国所谓“定是非”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对校，追求“忠实”，将文本恢复到现存最早抄本。如果对得到的文本仍有怀疑，则要进行第二步，即修正，追求最终的“正确”。正像A.E.豪斯曼所说，对校是科学，修正是艺术。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等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烝”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有删改)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断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象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