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园林内涵上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它体现了造园之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造园艺术水平体现于当时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审美上。而中国古代造园主体往往又是文人这一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既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具有完善的审美能力,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到造园活动之中来,在历朝历代的私人园林营造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是皇家园林也从宋代开始在审美取向和思想上向文人化转变。传统园林设计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文人的绘画、书法、诗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是一个艺术融合的共同体,都是源自中国式乌托邦的理想。因此,中国文人在书画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和情感有助于人们领会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

一方面,中国山水绘画和传统园林自古以来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以园入画还是以画入园,这其中都承载着文人试图将自然景观带回现实居住环境中的理念。绘画中将三维的现实山水带入二维平面靠的是“虛”“实”关系的恰当经营。古代文人将这种“虛”“实”关系用之于园林,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制造出通往新空间的可能。例如,假山植物的设置似乎阻挡了下一个空间,但其透、漏的特质却又在暗示通往下一个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点线的集合,而是通过连续、曲折的线条关系表现汉字的线性之美。中国传统园林和西方几何式的园林有所区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这种曲折的线性美,园路曲折蜿蜒自然断续,沿途设立亭桥楼阁等景观节点以园路的流动指引观者浏览方向,将园林的欣赏带入书法的线条美当中。此外,中国古代诗文对园林样式的直接描写不胜枚举,但诗文传达的意境和文人的思想境界却比其作为园林的描绘手段更为重要,因为通过诗文传达的意境内涵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明晰,对于文人内心世界窥探也更为准确。古代文人深受儒、道、佛三家学说影响,他们往往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受隐逸思想的影响选择逃避现实。他们所建的园林既是平衡心中愤懑的避难所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处,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因厌恶官场倾轧,辞官后修建辋川别业,园中亭台楼榭山水溪流的设计思想均与其在《辋川别业》一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相同。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的体现。古代文人这种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方式历经千年传承,却在现代功利化的造园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卑微,人们更多的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历史物。今日对传统园林和文人审美的回溯并不是盲目拟古和否定现实,而是借古代文人的造园活动对今天的景观学和建筑学实践起到批判性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钱坤《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文人审美刍议》

“生活美学”既是最古老的中国美学主流，也是最新颖的全球美学新潮。“生活美学热”不仅出现在东方，它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金球范围内兴起的世界美学主潮。如此一来，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最前沿的美学理论，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生活美学”对于西方美学而言也是一个最新的思潮，他们并没有这种将生活审美化的悠久传统，尽管他们的艺术传统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常说的“艺术”实际是来自文艺复兴的西方概念，乃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人接受艺术的概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画、舞、乐和建筑的分类传统，但是从没有一个大的总体艺术概念将之统合起来。应该说，中国古人强调生活美化的传统，才是更为悠久的传统，各个艺术的门类都被包孕在生活之内。

书法就是最显明的例证，书法在古代从来没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与生活直接贯通起来的。近代开始，书画才成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自西方引入艺术概念之后，东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文人书法置于艺术的顶端。然而，直到明代才出现“书家”这种身份，从王羲之、颜真卿到怀素的时代，都没有把书法视为纯粹的艺术门类，他们的作品也不是正襟危坐在那里进行创作，而就是包孕在日常生活实用化的信札、便贴、序言、手稿、祭文等等之中。我们发现，书法其实作为文人的日课，日常书写才是其根基，书法从古至今都没有脱离生活，道理很简单，书法之“书”不过就是写汉字，写出了一定的法度并变得美代才使得书成为“法”。

“生活美学”在中国，具有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就是“生理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饮茶等等，饮茶在东方传统当中不折不扣成了“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茶道”的艺术。第二乃是“情感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议之“情”的，交往之乐趣就属此类，如闲居、交游、雅集、人物品藻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的性质。第三则是“文化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文”的。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精髓，如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琴、曲；但是文化在古代中国亦很重要，园林苗圃之美，博弈等游艺之美，游山玩水之美都是如此。

“生活美学”乃是根源于中国本土既植根于生活又超逾于审美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生意盎然的“活的传统”，它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东方“生活美学”的最佳范本。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闻释美好生活之道》）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明教”只不过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神秘宗教而已。小说结尾暗示说，一个存心不良的明教教徒朱元璋篡夺了明教的领导权，并且最后利用明教的力量赶走了元朝皇帝，建立了明朝。“明教”创建大明帝国？这并不是金庸先生凭空虚构，历史上大明帝国的建立恐怕的确不能排除“明教”的影响。

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源于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从大西洋西岸，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直到我国的东南滨海地域，都曾有过大量的摩尼教徒活动。因为摩尼教宣扬光明，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又因为明教的教义很容易诱发教徒们的叛乱，唐朝时明教被明令禁止，甚至连名称也由“摩尼教”讹传为“魔教”。

五代十国以后的很多次民间起义都与明教有关。《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遥相呼应，后来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传》中，岳飞也曾经专程从抗金前线上跑回洞庭湖镇压明教的钟相杨么起义。

到了元朝末年，明教的一支白莲教掀起红巾军起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后，其实也是小明王的部将。当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故意特别尊奉小明王。可是后来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从此起义军中的明教力量全都归朱元璋所有，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其他各路起义军，最后将蒙古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当他登上九五至尊之后，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清朝嘉庆年间还曾经爆发过一场席卷五省，持续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损失惨重，消耗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紧张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有些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组织其实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可见这个来自波斯的“魔教”对我们的古代历史影响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