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2日，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创始人，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1932年初，20岁的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邓之诚。他们不仅培养了侯仁之扎实的史学考证研究功底，更根据他的学术兴趣，将他一步步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中断学术生涯的侯仁之投身抗战中，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

抗战结束后，侯仁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达比教授学习。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从此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逐步创立。

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实践从北京开始。北京是侯仁之最为熟悉的城市，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的博士论文就曾细致地探讨了这座古城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而随着对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深入，他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的地理原因，以及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位北大新生入校后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直至82岁高龄，他还为学生开设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今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②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

③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

⑥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中。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 “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 “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南宋是宋词艺术完全成熟的时代，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对词的艺术表现皆作过不懈的追求，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众多作品。他们的词是属于士林文化品格的，而艺术的成熟也限制了词这一文体向前进一步发展，恰如七十年前胡适所总结出的“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即文学的新方式皆出自民间，文人学到手之后，使之艺术性加强，却又剥丧了其间的生气，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告完结(见《词选自序》)。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当词在宋以后的继承中完全走向案头，而其市井文化品格为元之曲、明之《打枣竿》、《挂枝儿》所取代时，它就丧失了其两栖的文学艺术特点，而成为纯文学的作品。就大多数作品而言，文化品格的单调是元明清词难以与宋词媲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探讨宋词的文化品格，是我们理解宋词的一把钥匙。

①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②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辟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③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观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④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⑤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