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对一生健康至关重要。许多家长认为运动影响学习、耽误时间，却没有意识到青少年时期不仅是学习的黄金期，更是体质养成的关键期。家长的不正确认识，造成很多孩子在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成了快走几步都要喘的小胖墩，长大后很容易成为“三高”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猎物”。

事实上，为推动全社会重视青少年体质问题，近年来各地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例如，江西省明确2019年中考体育科目分值增加至55 分,2020年增加至60分;云南等多地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国外的经验做法同样值得借鉴。美国政府通过奖励定期开展体育活动的青少年，有效改善了这一群体由于身体活动减少导致的健康问题;加拿大对青少年子女开展适当运动的家庭给予税收优惠等。

(摘编自《近视、肥胖、耐力差，好日子为何没换来青少年好体质?》，半月谈网2019年4月8日)

短短一年时间，已经有10万多名青少年成为全国小篮球联赛的参与者,这一新兴青少年联赛颇受欢迎。但与很多人关心的如何从中选拔优秀运动员的想法不同,篮协主席姚明呼吁做大基数、降低门槛、避免筛选,这些思路显然更有助于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诚然，一个国家篮球水平如何，很大程度要靠竞赛成绩来体现。但向更深层次溯源，竟赛成绩只能从强大的群众基础中来。

其实不只是篮球，足球、羽毛球等竞技体育水平提升，都建立在群众体育发达，尤其是青少年体育活跃的基础之上。搞好青少年体育的关键，在于搞好学校体育。一方面,要充分保障学生体育运动的时间，通过课程、场地、教练人员等软硬件的配备，让青少年在学校里对运动产生兴趣,并具备一定的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对有条件的体育项目，要完善不同层级的校园体育联赛。体育的魅力就蕴藏在比赛之中，通过竞争磨炼技能、锻炼精神,这对青少年身心成长大有裨益。

(摘编自《发展青少年体育，重在普及》，广州日报大洋网2019年3月13日)

目前，各地中考招生时，体育考试分数占比越来越大。但是,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体育教育就开始被文化课挤压，学生体质开始下降。针对这一现象，许多高校都采取了体育教育加码措施。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对2018级起的本科生体育课程教学实行改革。除了将原来每学期36课时的体育课提升至54课时，还将每天下午的“第十节课”统一安排为体育活动时间。

事实上，劳动也能培养学生的体魄，锻炼其意志品质。“可以通过校园劳动、学工学农、志愿服务等方式，为中小学生开设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提供劳动锻炼的机会。”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还表示，可以倡导在家庭中进行劳动教育，通过家校合作，通过学校对家长的引导，推动劳动教育润物无声地进入每一个家庭。

(摘编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近视眼、肥胖等成为青少年常见疾病》,上海教育新闻网2019年月9日)

正在热播的青少年运动竞技节目《运动不一样3》，以全新升级的内容和形式，将竞技体育和网络游戏结合在一起，引导青少年参与到全民运动中来，成为收视热点和网络热门话题。

《运动不一样3》设有“应战吧冠军”“超能标杆赛”“三方抢位赛”“终极对决”四个环节，前两个侧重向运动名将请教，后两个则侧重于团队竞技的配合。其中，又以“应战吧冠军”最吸引人眼球。在这个环节中，青少年选手将挑战体操、蹦床、击剑、羽毛球、田径等多路世界冠军。邢傲伟、史冬鹏、郑洁、郭跃等体育名将，不仅会做出“榜样展示”，传授体育运动专业知识，还将按规则增加“冠军难度”应对孩子们的挑战。比如史冬鹏要在“泡沫障眼法”下跨栏；邢傲伟要挑战1.8米的“最强跳马”，并必须落点在一个半米见方的区域内。

除了向冠军请教、挑战冠军，节目还结合青少年的力量和技能，设定了考验策略制订、团结协作和智力分析等的趣味挑战。如与时间赛跑的“穿越大风车”考验敏捷度和反应力，“算数插旗”考察计算能力、集中力与爆发力……这些精心设计的项目不仅调动了孩子们参与运动的积板性，更让孩子在运动中学会了不畏挫折，团结合作，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摘编自《青少年体育节目可以更有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6日)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 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话说《诗经》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