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上对他的研究生提出了要求，并声称“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言一出，引来了众多网友，包括不少知名人士的围观、激辩。以“财”量“才”是理性的激励，还是道德的缺失？这再度成了热议话题。

一、微博交锋

@吴喜高：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那大学你还要上吗？

@董藩：不上大学更是失败。

@卜颖飞：还好我父亲不这么说！

@董藩：你父亲其实很希望你发财。

@狡兔2032：人生如果只为了钱，那就不需要读书了。

@董藩：错了，财富榜上已经没有农民了。

@境随心变2053490893：能当上你的学生却达不到你的要求。你觉得是老师的耻辱还是学生的耻辱？

@董藩：都是耻辱。

@哈蕾微仙：大叔啊，我觉得您的学生过得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董藩：大侄女啊，没有钱会幸福吗？

E线短评：师道本无价，标价就掉价。

董教授此言很真实，也很刺眼。细品此话，“传道受业解惑”之师道有些变味了。

二、网络调查

你能挣到4000万吗？高学历的贫穷是否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昨日，在8万多名网友参与的一项调查中，超过70%的网友不认同“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的观点，近80%的网友不认为“40岁没有4000万”就是失败，因为“努力奋斗过就好”。

“4000万”之所以触动公众神经，是因为董教授以一名教师的身份，说出了一句市侩的豪语。在无数研究生愁于就业、无数毕业生苦于生计的今天，此言不犯众怒才怪。

追求财富是应该的，但只用财产来衡量人要挨骂，学生钱挣得不够多，就被老师否定，这放在任何年代都是不被认同的。不是穷人仇富，而是大家见不惯有人嫌贫。

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相信董教授知道。天安门广场上竖起的孔子青铜雕像，相信董教授也见过。道德的血液如果能从教师身上更多地流到学生身上，我们的明天就会更有希望。

（有删改）

另外的道路

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我们。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科学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20世纪40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明出来的。约在25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现实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做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像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应用昆虫学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①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②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辟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③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观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④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⑤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