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

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各类真人秀综艺栏目的发展呈现出井喷状态。然而，由于栏目扎堆，同质化现象严重，风格雷同，一部分作品缺乏质感、灵性和情怀，格调低下，大有走向“愚乐”之途的不良趋势。有的栏目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这种创作观念上的误区严重制约了栏目文化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发挥，使其日渐成为粗制滥造、营养匮乏的快餐文化，消耗着观众的观看热情。此外，不少栏目大量购买国外版权，“拿来主义”盛行，由于国内外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国外栏目模式的综艺在国内市场遭遇“滑铁卢”的例子不少。在这种“泛娱乐化”的背景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文化类栏目异军突起，实现了口碑和收视率的双赢。

针对键盘输入代替手写给现代人带来的“失写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栏目组做到了先觉、先行、先倡，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栏目定位，发起“全民焐热冰封汉字行动”，从而唤起国人的汉字情结，传播汉字文化，促进全民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味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诗词文化盛宴”，使得阳春白雪的诗词文化由小众走向大众，让观众邂逅更多的“诗”与“远方”。《朗读者》以访谈与朗读结合的形式，以文化与情感融合为基础，赓续传统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重新点燃国人的文化热情。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见字如面》用“极简主义”压倒了大制作、大场景和大舞台，在信息爆炸时代，重温那些尺素寸心的诗意和暖意，彰显了情感之美、文字之美、哲思之美。有网友盛赞这类文化栏目为“综艺栏目中的一股清流”。这类淳朴淡雅栏目的走红，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情理之中。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言：“当下以‘快节奏’和‘浅思考’为特点的综艺栏目盛行，‘缓慢’和‘深度’极其缺失。”文化类栏目的出现正好迎合了时下“文化修复的”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文化焦虑”，唤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电视媒体人遵循“极致思维+匠人精神”的创作态度，打破僵化思路，创新模式，精耕内容，开发原创，打造出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栏目。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深情关怀与回望，也是纠偏“娱乐至上”的社会现状的一次有效探索，更是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彰显了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为综艺栏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方向。

材料一：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孙自法）“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月10日在北京揭晓，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等六大项目入选。

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自2017年5月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金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瓷器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2018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强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要遵循整体保护与传承创新的工作思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协调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使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摘自“中国社会科”）

材料三：

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材料四：

大遗址保护：城市化进程和大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之前我们就遇到了保护与开发的严重矛盾，有个良渚文化村，之前就是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建设的建筑群。现在出现了不少高端的酒店、昂贵的别墅，虽然是先于大遗址保护规划之前已经批准的土地手续、但在后续的建设中也会对大遗址造成破坏。”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参会人员说。

公开资料显示，良渚遗址群的保护范围达到42．04平方公里，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13．47平方公里，大遗址保护范围的不少区域处在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

不少的大遗址经过沧海桑田，如今多处在城市中心或者是周边区域，随着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和城市开发出现严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开发与保护的严重问题，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秦成阳城遗址，大城市大遗址面临的开发与保护矛盾问题，是本次会议上反映最多的。位于西安北郊的秦咸阳宫大遗址区则是在大遗址区域保护方案做出之后的城市开发。去年12月，发生在陕西秦咸阳宫遗址保护区的秦汉新城管委会在没有和文物保护部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对23处遗址未进行考古勘探就擅自开工，造成遗址区的大范围破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摘自“新浪新闻网”）

风格是艺术作品的因于内而符于外的风貌，总是通过形式的特点，如语言、结构，随着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的运用等表现出来。但风格却绝不只是艺术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密切联系于作品的内容，根源于作者的思想、个性和时代的生活特点，即有作家的主观和社会的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和根据。就作者的主观方面而言，其世界观、生活经验、文化教育、艺术修养、才能和个性等，都对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就社会哟客观方面而言，一定时代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气、民族传统、阶级斗争形势等，也对风格的形成起重大作用。中国的艺术家与外国的艺术家，无产阶级艺术家和资产阶级艺术家，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家和封建时代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家，他们的风格有明显不同，重要原因是他们所处的阶级、民族、时代不同。。

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体现在某一个艺术家身上，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他作品内容上的特殊倾向，直至表现出艺术形式的鲜明特点，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才得以形成。凡是艺术史上有成就的艺术家，莫不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就论述了两汉魏晋诸大家由性格到文体的不同特点。叶燮曾论述杜诗与韩诗风格各异：“杜甫之诗，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增，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

也有许多艺术家由于性格上或思想上的特定原因，可能在风格的倾向上还有大致相同之处。如《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论八体，司空图《诗品》中所论二十四诗品，对风格的总的倾向的划分，不是没有道理的。许多艺术家风格上总的倾向的大致相似，可以有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许多艺术家文艺思想相同而形成流派，往往有所谓流派的风格。如明代戏曲中有临川派、吴江派，现代文学史上有创造社派、文学研究会派。二是由于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总要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内容相适应，于是一个时代的许多艺术作品的风格，也往往有近似或相同之处，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风格。如唐诗、宋诗各有其时代风格。三是某一民族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其民族的相似相同之处，有所谓民族风格。但是，所谓流派风格、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等，都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可能有绝对一致的风格，而是必然会千差万别。

关于艺术风格问题，更重要的是应注意到风格的多样化。由于所受文化教育不同、艺术修养差异以及时代的、民族的、传统的等条件的千差万别，不同的艺术家必然有不同的风格。不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其风格必然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即使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不同艺术家，由于上述个人的和社会条件不同，其风格也必须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即使同同一个艺术家，由于世界观、思想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所受各种外界条件影响的变化等，他的风格也会发生变化。

（选自杜书瀛《艺术的哲学思考》，有删改）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启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帐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建筑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是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的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义切，后者痛断肝肠。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希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着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