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沈从文

①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这也许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一生的命运，均与美的追求相关，为了这种追求，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②正是为了追求美，他自湘西凤凰古城走出，一无学历，二无靠山，三无显赫声名，只身闯入陌生的北平古城。那年他20岁，住在湖南会馆的一间潮湿小屋中，冬日严寒,他用冻肿的手写小说。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找沈从文。”“哎呀，你就是，原来这么小。”这人是郁达夫。因为看过报上他的文章，特来看他的。郁先生领他去餐馆吃了“葱炒羊肉片”，回来，将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零钱留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③这个小故事得自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它深深感动了我，为我揭开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这奇迹的序幕，也使我窥见了他善良温和品格的影子，以及老一辈作家对待后来者深情关怀的感人细节。而沈从文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对待后来者，对待每一个年轻人，包括素不相识来访者的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亲切与慈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④对此，我有亲身体验。

⑤那是1981年5月，我去北京为《海鸥》月刊约稿，拜访几位曾在青岛住过的老作家，其中便有沈老。没有人引荐，事前无约定，便贸然叩开他的门。那是他新迁去的居所，并不宽绰，小小的厅，摆着张方桌，他正坐在桌边埋头写什么，原来，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散文选写序。我和同去的刘禹轩兄坐在方桌两侧，听他侃侃而谈。他夫人张兆和沏来了清茶，那茶壶很讲究，与桌上小小的烟灰缸同样精致。这时候，他已高龄，白发稀疏，脸面红润，神采奕奕。除了说明来意，我们几乎没提什么话题，他却滔滔不绝，谈锋甚健。一口湘音，细而快，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那热情，那喜悦感，那亲切如对老友的情绪深深打动了我。这哪像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简直像是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或亲人。当谈到白先勇、金介甫，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壁上悬挂的他与白先勇一起照的相，喜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外界有人说，他改行做文物研究是出于自愿，仿佛他对被切断了创作生涯毫不介意似的，从他的这种情绪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由于他是个心地宽宏、性格温和的人，把一种痛苦藏在内心，从不诉之于牢骚，只是独自默默忍受罢了。

⑥沈从文是位多产作家，多产而优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情境优美，语言讲究，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欣赏，代表作《边城》便有很浓的诗意。欣赏他的作品，我以为可把握的两点是：内容上，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形式上呢，则是诗意美的追求。“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说的。

⑦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这些散文集子，都是以他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而创作的，以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汪曾祺说：“沈从文是一个风景画大师，一个横绝一代、无与伦比的风景画家。”这个评价毫不过分，风景，尤其是水边风景，是他最拿手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在水边写的，却又不限于此。由于他习惯于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他的散文中有着底层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细节，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况味。《从文自传》就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且是湘西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生动、质朴、感人。

⑧在他被夺去了那天才的笔，寂寞多年之后，在他过完了追求美的一生，悄然离世之后，我意外地读到他的一些书信，这便是他夫人和儿子编选出版的《从文家书》。从书信中，我读到了一些更为感人、自然的优美散文，感受到他那赤子之心的人格美。下面这段话摘自1938年他从昆明写给夫人的信：

⑨“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时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⑩我还想抄下《湘行书简》中的一段文字：

⑾“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⑿这便是沈从文，这才是沈从文。他的敏感和感动，是他身上最闪光的亮点，是他的人格美之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方面，远远超过他作品的文字之美。

（取材于耿林莽的同名文章）

布依族民居

布依族在历史上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形成成熟的木或木石结构两种形制，其中黔南、黔西南、黔西地区的布依族山区仍然以传统的木制干栏为主，而黔中地区的布依族则以石制干栏为盛行。

布依族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百越人。考古学家们在原百越民族的发祥地和分布地，陆续发现了最早7000多年以前古越人的一些建筑遗址和铸型，说明了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典型的居住形式。

布依族的干栏式民居建筑是我国最早的民居形式之一，它与庭院式、穴居式、蒙古包式等建筑类型有很大区别。其房屋顶一般为悬山式，还有少量的歇山顶和重檐，由于对汉文化的借鉴，也有少量硬山式的屋顶、外围加上高高的马头墙护体防火防风。

就布依族村寨的布局结构而言，布依族村寨依山傍水，依山势而建，面临从深远的山谷迂山越坎而来的河流小溪。布依族人聚族而居，族是由若干个有相近或相连血缘的房族构成的；房族又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构成的；大体上一个房族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段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

布依族传统民居中的室内呈“H”型布局，这正是受儒家文化敬天法祖治世观念影响的体现。中心为中厅也称堂屋或明堂，普通百姓的一切祭奠及重要活动都可以在中厅完成，例如婚丧嫁娶、祝寿贺宴等。中厅一般是正南坐向，即古文献所讲的“感天地，正四方”。

无论是传统的木架结构还是石板结构，通常情况下都分上、中、下三层。由于布依族是田间稻作的农耕民族，所以其居住空间也与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其思想信仰、生活习俗密切相关。

中层是房屋的主体，里面包含有火塘、伙房、中厅（堂屋）、卧房。火塘是布依族的主要生活场所。根据房屋的形式，火塘有不同的设置，居住在平地楼的布依族，火塘一般设在一楼，但对于大部分的布依族而言，火塘都设置在二楼堂屋靠里侧一间，在室中间挖小坑，四周垒石条或砖，火塘内铺草木灰，中间一般置放三角铁架，用于安放烧饭煮菜的锅具。火塘正上方悬挂一长方形吊炕或吊钩，作为熏制和烘烤食品之用。

伙房即厨房，是布依族从火塘生活形式逐步发展过渡而来的布局形式，伙房里垒有灶台，放有碗柜，布依族做饭做菜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伙房，而火塘只是冬季烤火、年节熏烘腊肉之用。堂屋是布依族整个家庭的重心，堂屋整个空间有四根大的穿枋穿构而成，这四根穿枋人们称呼为“四大落雁”。

在堂屋正中的墙面上会搭神台，用来供奉家神。他们的神台装饰得精致大方，年节或家里有什么大事都要先供奉祖先，希望取得祖先庇佑，确保家人安康、家畜兴旺。

堂屋后室设老人卧室，两侧各分两室。老人的卧室比较简洁，年轻人的卧室布置得相对新整。室内的家具都为木质上漆，格调古色古香。

最上层为房屋顶棚，用于搭建粮仓和堆放一些不常用到的农具。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简单回顾一下华夏法制史，我们会发现，从《尚书》确立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司法原则，到宋代对法官“失出人罪”几乎不追究责任的做法，再到清代繁复的“审转”制度设计，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一种核心价值观：慎刑。

清代的“审转”是一项层层复审的司法制度，张晋藩在《中国法制通史》中说：“徒刑以上(含徒刑)案件在州县初审后，详报上一级复核，每一级都将不属于自己权限的案件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审。”清代审级之多，为历朝之冠，一个重大刑事案件一般都需要经过州县—府—臬司—督抚四级复审，而且“审转”是主动性、强制性的，不管被告人是否提出申诉，都需要走完四级审讯。这样的制度设计，初衷当然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少冤案，但由于所有徒刑以上案件都要层层“审转”，导致实际上的复审往往流于形式，如同走过场。

相比之下，宋代实行的“翻异别勘”更加接近现代司法的复审制度。今日多数国家的司法都实行三审终审制，一般来说，二审与三审的启动，以被告人是否提起上诉为准。宋代的“翻异别勘”也是如此：在庭审程序结束之后，如果被告人喊冤翻供(相当于提出上诉)，则重组法庭，重新庭审。换言之，“翻异”是启动“别勘”的触发机制。不翻异，则不需要别勘。

犯人若称供词属实，则亲笔签押，录问程序至此完成，案子将进入下一个程序。但犯人在录问之后也可以喊冤翻供，一旦喊冤，法院必须马上申报上级法司——提刑司，由提刑司委派法官重新开始庭审，为避免复审受到原审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往往要借调其他帅叫作“差官别推”。

有些案情重大、复杂的案子，在走完“差官别推”程序之后，被告人还会喊冤，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邻路的州府借调法官来复审了。有一段时间，宋政府考虑到邻路的州府可能难以摆脱原审地的影响，还要求从隔路差官别勘。宋人防范司法作弊之周详，令人惊叹。

但是，“翻异别勘”的制度，必然会产生一个后果：被告人如果一次次翻供，司法机构只能一次次重组法庭，没完没了，一个案子审了几年、十几年，都无法完成终审。因此，从太宗朝开始，宋政府对“翻异别勘”作出了次数限制：“经三度断结，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之限。”即被告人只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类似于四审终审制。不过，在两种情况下，被告人可以不受三次别勘的次数限制：一是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一是被告人声称其冤情有明确证据可证明的。

(摘编自吴钩《宋代的“翻供与重审”》，有删改)

一棵树能站多久？

耿立

①平原深处上的木镇，没有人能说清树能站多久。

②在我家的老院，空闲地随意地栽种着各式样的树，花椒、榆树，槐树，椿树，枣树、梨树、杏树，这些树每个季节早晚都不一样，有脾性有语言，父母能听得懂，这些树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父母对树有敬畏也有宠爱。

③母亲说一九四二年的大旱来临的时候，人们还没感觉，老鼠就从房屋的缝隙，从地边，从树上下来，他们成群结队，义无返顾地逃，随着老鼠出逃的人活了下来，后来想逃的也没有力气逃了，几千里的大旱，河南山东饿死上千万的人。

④那些年，树没有逃，树往哪逃呢？那些树还在老地方顽强地站着，在院子里，在村头。

⑤树不抛弃它立根的土地，人们回来了，但有些人没有回来，回来的是一把骨殖，埋在这片土地里，旁边栽种一棵树，那灵魂就开始在树下生活。

⑥我知道父亲有一个遗传爷爷的习惯，好背靠树干剔牙，刚吃过饭，还要喝碗水喘口气。

⑦“树枝是树扎在天上的根吧！”

⑧冷不丁父亲说出了这没头没尾的话，我们看不见树扎在泥下的根，但看到越过房檐的树枝，是啊，树是有两部分组成，那些地下的躲藏在土里的根，那些划拉在空白中的枝梢。我们猜想地下的根，他们呼吸地气，采集养分，我有时胡乱想，树根该是木镇最敏感的神经吧，她把细部把触角伸到泥土的深处，他们最理解泥土，他们抱着泥土。有时泥土累了，他们挠泥土的咯吱窝，直到泥土咯咯笑出声，笑的抽筋，父亲说那是惊蛰了。父亲的手也像皴皮斑驳的树根，他也在泥土里摸索，这手指也吸收泥土里的养分，什么时候，手指不能接受泥土的养分，那人也该成了泥土的养分，回归到泥土里。

⑨但我们能知道多少树的秘密，在我们不知道的夜里，树躲藏在我们的察觉之外，那时候的树是什么模样？即使高过房檐的树枝，我们知道多少呢？有些事是神秘的，树也是如此，长成一棵树不易，就如我家老院里的杏树，邻居家盖房打夯，虽然离我家的老院还有几十米的距离，隔着几家的屋檐，几处土墙，但没多少时间，那花也开晚了，果也挂少了，你说奇怪不？第二年还是如此，惊蛰三天了，这棵杏树，才迟迟疑疑地打点了花苞，勉强地露出了笑，像春天也蹒蹒跚珊迟迟疑疑，不想亲近木镇了。连续几年那棵老杏，都是高踞在我家的老院，不再繁花似锦，只几朵素素的花，像一个个翘凸的嘴唇，但说的什么我没听懂。

⑩父亲是听懂了，父亲说这树被惊吓了，得几年才缓劲过来，是的，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带，树有树的生存的方式。早春，木镇的树大都还没长出叶子，要不了几天，几场东南风一吹，那在屋角的树，原先还半死不活的树枝头上，就像一下长出了角，有红的，有绿的，好像要斗牛场上的牛的犄角。其实木镇的人看到那树枝，就说：发青了。那代表春天来了，对杏树也说：发青了，他们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他们不像诗人说春意在闹，这是完全不同的对春天的看法。

⑪有的树，是被人砍下死去的，那是木匠相中了或者有人想拿树来换钱了，确实很多的树不是它想活多久就活多久的，有一年，就是春分那天，一个响雷，把我家老院的杏树劈开了一半，父亲以为这棵老杏要死呢，谁知第二年的惊蛰夜里，没有炸雷，没有鸡叫，只是我家的狗突然汪汪对着父亲睡的屋子狂吠，父亲打开房门，吃了一惊，满满的星光下，那枝头的杏花像商量好了，一下子都张开了小嘴，是他们一起对着屋门喊父亲了么，小嘴吹出：唔……唔……。兴许那时父亲睡的沉，父亲没听到，那狗子看不下去了，就狂吠，父亲看到杏花开了，用手抚摸一下还剩半拉身子的老杏，回到屋里对我说：咱家的老杏没死。

⑫我感到我的枕上有泪，不知是父亲的还是我的。

⑬但木镇的树有时也会老死的，树在那里站着站着，有时候就空了，谁要踢上一脚，那树干就轰然仆地，是啊，树老会死，但父亲说木镇的树很少能老死，像人一辈子经历七灾八难，能活成个老头可不容易。

⑭后来，我在填写履历时，在亲戚社会关系一栏，真想填上老杏，年龄：八十，户口住址：木镇：党派：无：与本人关系：老杏比我高一个辈分，是我的父辈。

（选文有删改）

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诸子之学的特点，包括历史的承继性和延续性、思想的突破性和创造性，以及诸子学与后来成为经学的思想内容之间的相容性。在汉代，有董仲舒、扬雄等人物，他们在思想上承继了包括先秦在内的以往思想系统（扬雄甚至在形式的层面也依循传统经典，如其《太玄》仿周易而作、《法言》以《论语》为效法对象），但又具有思想的创造性。“董子”、“扬子”之称谓，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其思想品格与诸子的相近性。魏晋时期，诸子的思想一度呈复兴之势。王弼有《周易注》，何晏有《论语集解》，郭象有《庄子注》，其中既可以看到思想的历史延续，也不难发现其思想的创见。同时，在王弱、何要那里，经学与子学之间也呈现内在的相融性，而他们本身则既是经学家，又是魏晋时代的诸子。隋唐时期，韩愈等人同样体现了“述”与“作”的统一，既上承传统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儒学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就其思想品格而言，他们也可视为隋唐时代的诸子。宋明时期，理学基于儒学传统，又对其作了新的发展。以北宋五子而言，他们的思想无疑体现了历史的承继性，但北宋五子又各自形成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可以看作是宋代有创见的“诸子”。

到了清代，诸子之学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受到重视：清代从某种意义上再次体现了诸子学的复兴，当然，这种复兴首先表现为先秦诸子学作为研究对象得到了关注。与之相关，从主导的方面来看，尤其是在乾嘉学派那里，清代诸子之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献的考证、训话、校勘等。当然，清代诸子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后来龚自珍对乾嘉学派的学术做了带有总结性的概括，在评价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的学术研究时，他便区分了阮元所涉及各种学术的领域，他还特别注意到“性道之学”，将“性道之学”列为对阮元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

到了近现代，诸子之学进一步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近现代诸子之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把诸子之学放在现代学科背景下加以讨论。如前所述，自汉代到近代，诸子之学的研究与阐发，往往与经学相涉，与之相联系，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创造传统固然仍得到延续，但思想的这种发展又离不开经学的背景，后者作为正统化的意识形态从不同方面制约着思想的衍化。由此，诸子之学与经学的关系也呈现较为复杂的格局：一方面，在经学的发展中，诸子之学所内含的个性化创造传统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经学，又每每在价值观念等层面对自由的思考形成了某种限定。相对于此，近代以来，随着经学的终结，思想发展（包括对诸子之学的研究），已由经（学）子（学）交融，走向二者的脱钩，后者的意义当然并不在于否定思想发展的前后承继，而是摆脱经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以上限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步入近代以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先秦那种自由立说、自由讨论的思想景观再度出现，近现代的思想家在上承以往思想资源的同时，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想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