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除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

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