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对象的数字化，也就是阅读的内容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的，如网络小说、电子地图、数码照片、博客、网页等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就是阅读的终端不是平面的纸张，而是带屏幕显示的电子仪器，如PC电脑、PDA、MP3、MP4、笔记本电脑、手机、阅读器等等。

广义的数字阅读包括以数字文件为内容载体的公开出版物、电子书、漫画、数字报刊杂志以及有声读物文件。狭义的数字阅读指通过PC、手机、平板电脑等互联网设备进行文学作品的在线或离线阅读，仅包含网络文学与出版物的电子版。

（摘编自艾瑞咨询《中国数字阅读行业研究报告》）

截至2018年底，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已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钟。

产业发展方面，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54.5亿，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数字阅读用户的行为偏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14~18岁的人群偏好青春校园类题材。且呈现高时长、高频率的阅读习惯；25~30岁的人群偏爱职场商战类内容，人均年阅读量13.22本，超过数字阅读用户的平均水平。付费意愿上，数字阅读用户的版权意识基本建立，付费意愿连年提升，2018年达到66.4%。作者与内容方面，作者数量稳步增长，特别是专业作者培训班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创作者的写作水平，带动精品内容涌现。数据显示，近70%的数字阅读用户认为2018年的数字阅读内容质量有所提升。题材上，立体多样的现实主义题材更受用户欢迎，都市生活、职场商战类的网络原创内容受到热捧。在产业创新方面，以社交化为特征的媒体融合以及线上线下打通的纸电融合等模式带来新的产业增长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挖掘出产业内生动能。

（摘编自《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单从数据来看，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相当于一个月读一本，其实已经不能算少了。但人均12.4本的数字阅读量，确实模糊了很多问题。且不说具体阅读的方式，是精读还是粗读，是有思考的阅读还是浮光掠影的阅读，就说阅读的内容，就很值得细细推敲。虽然缺少定量定性的统计与分析，但就眼前所见，恐怕很多阅读内容难让人乐观。当下电子阅读中，网络小说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当然，随着这些年来对内容生产的重视，网络小说的质量正在提升，但也很难说就达到了要求。而在一些角落里，大量的阅读内容还存在着不健康一面。这样的电子阅读，即便数字再多，又有多大意义？阅读的所有美好意义，其实都是通过价值体现出来的。消遣式、娱乐式阅读也无不可，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读一些不健康和漏洞百出的内容，走马观花的阅读一百本，可能还不如精读一本有质量的书更有价值。

（摘编自毛建国《数字阅读不能只重视阅读数字》）

警惕文化血统论泛滥

①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西晋左思《咏史》诗中所抨击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绵不绝。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充满对他人蔑视和自我炫耀的政治血统论话语，在“十年浩劫”中一度广泛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好在这类说法、做法，随着“文革”的终结，已经烟消云散。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当下中国，文化血统论却逐渐流行并大有蔓延之势。

②血统原指同一祖先的血缘系统，本无优劣高下之分。那种认为血统有优劣之分且决定人们的贤愚贵贱的观点，就是血统论。而文化血统论是指：读书求学的经历包括学校的名气地位，决定人们能力的高下和德性的贵贱，而且不易改变。

③文化血统论首先表现在教育部门引进人才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高校新增师资逐渐由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担任，这本属正常现象。但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来，一些高校进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而这苛刻并非单纯是学术成就、学术潜力，而是拘泥于求职者的“出身”，即求职者是在哪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出身门第”如何。有的高校一看求职者不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根本不管其业绩潜力如何，一概谢绝入门。而如果求职者毕业于名牌大学，则□□其业绩不良，潜力不佳，□照收不误。更有甚者，有的高校招聘引进人才竟要查“本科血统”。“文革”政治血统论流行的时候，用人往往要“查三代”，甚至“查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与之相比，现在高校录用教师的做法，有何本质差异？

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可悲的是，上述文化血统论意识笼罩下的高校人才选拔，连“文革”期间政治血统论影响之下的考察录用人才的“境界”都不如。毕竟，那时对于“出身”不好的人，还讲“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现在的文化血统论，连这种幌子都不要了，变成赤裸裸的唯名是从，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⑤与高校招录人才的怪象相映成趣的，是公务员招考。最近几年，公务员招考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少机关招人的条件是“研究生及以上”，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博士研究生”。而这些博士要做的并非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而是一般的接电话、贴信封、买花圈、干会务、跑联络之类的事务。现今不少党政机关炫耀自己人才荟萃，其经典表述就是其单位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多少人，而且这些博士的本科硕士阶段都是在名牌大学。

⑥文化血统论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它首先表现为对人才奋斗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抑制乃至消解。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提倡并受到全社会自觉认同的自学成才论、自我设计论，都是强调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文化血统论的出现，本质上是对人才奋斗精神的严重抑制和人才创造能力的无端限制，是新的宿命论，是一种社会倒退。

⑦文化血统论的出现，也堵塞了阶层流动的渠道和角色转换的空间，甚至可能导致阶层固化，使社会缺少活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其途径主要是通过个人自身的努力和成就向上提升，或者因自身存在的问题反向流动。文化血统论并不重视后天的努力及其成果，而是单纯看重过往的“出身门第”，并以此决定人才取舍或价值评判，从而导致不思进取，为宿命论提供市场。长此以往，人们可能不会___________，而是__________。

⑧文化血统论的出现，还可能导致人们不良情绪和不善行为的出现。既然后来的努力并不重要，人们就会安于现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更多的可能是不满现实，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社会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将其当作发泄的机会和渠道。近年某些群体性事件的出现、“网络义和团”的喧嚣，不能说与文化血统论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

⑨解决文化血统论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进行全方位的改变，要尽力尽快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于国民观念平民化的教育和引导，在全社会树立勤奋改变命运、付出终有回报的风气和信念。

郭沫若的“崛起”

邹士方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集之一，《女神》的诞生使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界的巨人，奠定了他在整个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女神》的诞生同一个人很有关系，他可以算是《女神》的“催产婆”，这个人就是宗白华先生。1918年11月，宗白华开始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宗白华就是在这期间发现和扶植了郭沫若。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原来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道、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到来后，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五四时期闻名遐迩的四大副刊之一。在宗白华的建议下，1919年8月15日《学灯》开辟《新文艺》栏，开始刊载新诗。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留学生的浪漫热情所感动。他没有因为上面陌生的作者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鸶》与《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在9月11日《学灯》刊出。

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出于爱国热情，他集合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夏社”，出油印小报。在编印小报过程中，他经常阅读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在8月29日《新文艺》栏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慕韩往巴黎》，唤起了自己的胆量，遂将自己以前的诗作投寄《学灯》，不想很快刊出，惊喜若狂。在此之前郭沫若虽有创作和翻译，但他知音难觅，寄回国内，屡屡碰壁。这次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给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才华之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出年轻诗人胸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创造力，看到一颗珍珠正在东洋岛国烁烁闪光，他以惊人的气魄将“无名小辈”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大量发表，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就陆续发表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某礼拜日》等十几首。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白华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以《新诗》栏。郭沫若凡有诗寄去，宗白华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郭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郭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新诗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者和鉴赏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很希望《学灯》栏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的清芬。”对于《凤凰涅槃》和《天狗》二诗，他热烈地赞颂：“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辞藻来粉饰它。”“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作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作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对于宗白华的扶植和帮助，郭沫若是永远不忘的，他认为由于宗白华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才使他有最初的一本《女神》的集成，他甚至感激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

（选自《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有删改）

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东周时期，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

（摘编自吕鹏《从“效犬马之劳”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