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

朱湘

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那对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榄。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

胡同是街衢的省写，据说，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第五大道”、“ 第十四大道”，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迸中欧的鞑靼，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南井胡同、北并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井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己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昵?它们那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

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澜缦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太铖在南京的袴裆巷，伦敦马蝇幼虫街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陈寅恪的“倔”脾气

晏建怀

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倍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寅恪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联系后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几经劝说，终于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终于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 

(选自《文学界》2010.5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