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

张秀超

早上起得晚了，简单收拾一下，出城回老家。

老家在康熙、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那山太高，当地人叫它坝，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人们称坝根子，村名叫桦木沟。

这个地方林茂草丰，四季都有好风光。尤其是深秋时节，浓霜染过的林海，好看得不得了——松树是绿的，老蔡树是紫的，杏树是红的，山梨树是金黄的……层林尽染，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

每年这个季节，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

到家，放下行囊，带上相机，赶忙上山。

10月的塞外深山里，播种过莜麦、荞麦、土豆的土地，大多都已收获了，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有的棒子掰了，只有秧子长在地里。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

“你站一下。”

顺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身影，拨拉着棒子秧，从地里走了出来。

这是个瘦高的身影，黑裤、黑袄，驼背，面色黑红，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是村里的二爷，80多岁了，是村里最老的人了。

他在我们村里，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后来赶大车，还做过多年的队长，当车把式那年月，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他赶着四套马车，去海边拉咸盐，好多年，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他是村里走过远路、见过大世面的人。

这时，他出了地，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让我也坐下。他掏出个白布烟口袋，装了一袋烟，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远动员，在烟袋杆子上跳荡。一口蓝烟，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他说话了：

“咱国家有个写字的，得了那个啥奖了，是偌背耳?”

“是诺贝尔奖。”

“那人是山东的?”

“对，是山东高密的。”

“是咱老家那儿的。你知道不，咱们这一村人，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那时候这儿开围垦荒，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

“那人，你熟不?”

“不熟，只是读过他的书。”

“他写高粱，咱这里可没有高粱，尽种莜麦、荞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

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他写高粱酒，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都是听人说的吧?”

我有些吃惊：“这你也知道?”我晓得他是不识字的。

“从电视上看的。”他说。

“他写的，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

“不是故事，那是小说。”我告诉他。

“那这些年，你也写这个?”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

“对，写小说。有时候也写别的。”

“他写高粱，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啥吗?那比高粱还有气势!”

“你知道不，300多年前，这里是原始大森林，一棵松树，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身边的这条河，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那个时候，坐皮筏子打细鳞鱼。后来树就砍光了，四面八方的人，就在这开荒种地。那也有好景致，你知道吗，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荞麦你看过吗，那白花一开，一二十里，就像大海上翻卷的波浪……”他的手朝眼前的山梁，画了个很大的弧形。

“这里打过仗，也来过土匪，这黑土里，埋着一代代的人，哪个人都有故事。埋了就带进土里了。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那些个事儿可就都死了。”

“那个人，他现在还在山东?”

“不，他在北京。”

“那我看电视说，他老家还有房院，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我看你回来，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回来住住，比在城里强。”

“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我给你说说，多了去了!晚上，到你家去吧。”说罢，老人拿起镰刀，又进棒子地了。

我的心，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哗哗地舞动着。

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

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在中国，有个叫莫言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我的二爷，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

这个事情，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一位作家，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生灵的关系。我想，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吧。

这个秋日，在天高云淡中，观如画的山景，闻鸟鸣幽谷，听溪水潺潺，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的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却忽略了伦理方面。

科学研究总是把人们当做完全理性的对象，这样逻辑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具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单纯的理性的逻辑方法，难以避免现实上的失误。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意志、人们的理想和道德，在经济行为中，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单纯的工程学或逻辑方法，是不够用的。亚当·斯密指出，人们的活动是受自利引导，市场则以互利为原则。这一点被现代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但人们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观点，即人们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一般来讲，个人有或至少应当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追求就一定有伦理正当。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时，就违背了伦理正当，从而成为应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只能使经济学贫困，正如离开经济学的伦理学，只能使伦理学空洞一样。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其中也包括借助经济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程序，使伦理学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关于道德权利的分析便可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待权利，即表现为他人必须遵守约束。这类义务论结构可能不大适用于对道德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性等复杂问题的解释。例如，甲侵犯了乙的权利，那么丙有义务去制止吗?丙有权利，但不一定出于义务。如果借助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去解释丙的行为，可能更有利。用福利主义的根据事物状态的好坏来判断行为的原则，又用结果主义的根据效用结果来判断事物状态好坏的原则，那么丙去制止甲，因其结果是好的，他便有道德权利去行事。评价一个道德行为，不应只看内在价值(自我完善)，还要看结果(与人为善)。显然，用结果主义的逻辑推理来分析道德权利，不见得完全充分，但却十分必要。由此可见，经济学应具有伦理的方法，伦理学也可引进经济学的方法。伦理学与经济学之所以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引进，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相互关联决定的。例如在工业生产中，人们的创造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取决于是否肯于奉献的道德水平。任何人的行为都带有社会性，不管你是否自觉到这一点。而这种社会性既包含经济因素，也包含伦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