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和善书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名字。他的履历很简单，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一直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任教，直至去世。他对社会的贡献却不简单。作为思想家，他和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作为国语专家，他是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或推动者，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享用他的专利；作为编辑，他直接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作为父亲，他培养了钱三强这样有中国核工业之父之称的大科学家……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世’、‘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 “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他的子女回忆说: “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待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XX“赏饭”。黎锦熙说: “(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常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 “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 “《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