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6年9月25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的洼坑中落成启用。

不同于其他观测宇宙天体的望远镜，射电望远镜接收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射电波。虽然近年我国已建成5座口径从25米到65米不等的射电望远镜，但是，与美国的305米口径和德国1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相比，我们的观测能力还非常有限。

FAST拥有30个足球场大的接收面积，探测异常灵敏。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相比，其综合观测能力提高了约10倍，将在未来10到20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它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为我国天文学跻身世界一流创造了条件。

FAST可以观测到更暗弱的天体和天体现象，通过观测到的现象来分析它的物理本质，分析宇宙起源，宇宙演化和未来。这也意味着，FAST建成之后，我国可以正式收听来自太空深处的无线电波，探秘宇宙变迁、地外新星和生命体。

不过，从某一点看宇宙，视野有限，望远镜要形成阵列才能发挥更强威力。FAST将和我国其他5座射电望远镜组成“天眼”群，从而更好地获取天体超精细结构。

（摘编自《全球最大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今天正式启用》央广网2016年09月25日）

材料二：

FAST的建成使用同时意味着中国天文学也有自主知识产权。数千块单元组成的球面主动反射面技术是由南仁东主导的FAST最大创新点之一，FAST的反射面要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每一个单元反射面的作用是要将球面改成抛物面，通过主动的变形实现对天体跟踪式的观测。

与传统射电望远镜采用独立分块反射面单元技术不同，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采用了创新性的索网技术。但索网的制造和安装难度都很大，尤其是钢索结构超高疲劳性能的要求非常高。

FAST对钢索结构的性能要求远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规范，因此没有任何企业能够提供相关产品，南仁东等人只能将方向转向钢索的研制中。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几乎每一次的实验，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他们请来上海、南京等地的十几家单位以及国外索结构的顶级专家一起评审，同时也幸运地找到一家既懂技术、又有经验，同时愿意配合的厂家，在工艺控制上为FAST提供经验和产品，最终成功研制出钢索结构。

（摘编自吴丽玮《“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1期）

材料三：

10月10日，FAST团队在京举行发布会表示，“中国天眼”探测到优质脉冲星候选体达数十个，其中目前已通过系统认证的脉冲星达6颗。FAST超乎寻常的表现一举实现了中国在脉冲星发现领域“零的突破”，为世界射电天文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表明，新型天体脉冲星是一种高速自转的中子星，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其密度极高，每立方厘米重达上亿吨，一块方糖大小就相当于地球上一万艘万吨巨轮的重量。脉冲星的自3转周期极其稳定，其稳定度比目前最稳定的氢原子钟还要高1万倍以上，被誉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天文时钟，而精准的时钟信号是为航天器导航的必要前提，因而脉冲星也被称作人类星际航行的“灯塔”。此外，由于脉冲星是在蹋缩的超新星的残骸中发现的，对它们的观察研究有助于人类了解星体蹋缩，揭示宇宙诞生和演变的奥秘。

（摘编自张保淑《“中国天眼”捕捉宇宙“脉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0-1408版）

梦里潇湘

刘醒龙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周围的老人几乎都是不识字的，唯有奶奶是个例外。奶奶不仅识字而且还挺有学问。上小学时，有一阵我怎么也分不清鲜和艳字，总是将它们搞混了，用鲜作艳，用艳作鲜。为这事奶奶揪着我的小耳朵说过几次，可我仍然转眼就忘了。

那一回，当我又写错了以后，奶奶真的生气了，罚我将每个字写500遍。我哭哭啼啼的半夜才写完。一直没作声的奶奶，这时将我拉到怀里，一边给我洗脸，一边对我说：“饿了吗，想吃什么？”我说：“不想吃！”奶奶说：“那就喝点汤。”奶奶说着就端一碗汤，我尝了一口，味道真是好极了。我问奶奶这是什么汤，奶奶让我猜。我猜了半天没猜着。奶奶这才告诉我，说这是用鱼肉和羊肉混合后做的汤。

奶奶说，鲜吗？我说，真鲜。奶奶说，你再想想它为什么鲜，因为它是用鱼和羊做的！奶奶这解释真是妙极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错鲜艳二字。

用现在的话来说，奶奶具有大专学历。奶奶小时候，上过小学，读了几年家里就不让她读了。后来，奶奶偶尔碰上了将要成为我爷爷的那个人，他极力劝奶奶随他到河北去读保定女子师范。奶奶同家里说时，遭到一致反对，太爷爷太奶奶说女孩子读点书识点字就行，关键是要将针线活学好。奶奶不和他们吵，自己把自己关进房，拿了一块布一门心思地绣起花来。

奶奶绣的是黛玉葬花，她在房里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甚至也不流眼泪，见人来劝时她反而先笑，笑得劝的人反倒落起泪来。饿了三天的奶奶，越发楚楚动人，谁见了没有不生怜的，最后太爷爷没办法只好发话任奶奶去，并说看她读那么多书日后有什么用处。奶奶毕其一生，只爱读一本《红楼梦》，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读了几百几十遍，奶奶不爱贾母，也不爱王熙凤，唯独对林黛玉特别钟爱。她常常对我和妹妹说，年轻时，她将林黛玉当做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生了父亲以后，她慢慢又将林黛玉当作自己的女儿，现在她又将林黛玉当做自己孙女。

奶奶称赞女孩子时，从来只用一句话，说你长得真像林黛玉，由于奶奶特别的气韵，她在女孩子心中显得很了不起，她们也跟着奶奶说，你是个薛宝钗。外面的人不知道，这是一句贬人的话。

读《红楼梦》时，每逢到了黛玉葬花那一章，奶奶总是哭成个泪人儿，而一旦到了黛玉魂断潇湘时，奶奶便哭得死去活来，常常两天不思茶饭，只知道长吁短叹。所以，一家人里谁都怕那个第九十八回，一旦奶奶拿起《红楼梦》以后，不管是谁外出，一到家总要先打听还差几回到九十八回。

从我记事时起，奶奶这样的“死”，每年都有两三回。只要奶奶一翻开九十八回，再晴的天气，我们家也是一片忧郁的愁云。

父亲很小时，周围的人就问奶奶将来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奶奶说，不管怎么样，我决不当贾母。

父亲长到20岁时，便开始领女孩子上门来请奶奶认定。奶奶看过之后，总是说，这是个王熙凤，或者说是薛宝钗。父亲知道奶奶要的是林黛玉。他又找了一个女孩领回来。这之前，他请别人评价过，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林黛玉。谁知奶奶见了以后，却说她不是林黛玉，而是秦可卿。

直到有一天父亲将母亲领进家门，那时母亲刚刚从大病中恢复过来，脸上的嫩红还可以看出那痛苦的痕迹，母亲穿着一身素色衣裤，纤纤弱弱的一副样子一出现在屋里，奶奶的眼睛便忽地一亮，禁不住地走上来，拉着母亲的手，也不知是悲是喜，眼窝竟真的潮湿起来。

不过，奶奶当时并没有称她什么，只是说了一句：这一生只要我在，就决不会再让你吃苦了。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当年奶奶讲的那话，她一直认为实该是对林黛玉讲的。

天下的真女孩只有黛玉一人，这是奶奶毕其一生而得出的结论。 

（有删改）

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汗 漫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灯火浩瀚，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地处静安区。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是“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喧嚣。

以香樟树为主体构成的药物研究院的浓荫深处，时时可闻鸟鸣。鸟鸣心更幽，令偶尔独自值夜班的我惊喜。倘若在周末加班，还可以看到一群鸟把翅膀收敛身后，在办公楼或实验楼的台阶上散步，像把手背在身后谋划未来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像我院那些被研究生们昵称为“老板”的导师——他们也的确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了，以课题组为财务结算单位，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一群鸟一样的老板，或者说一群老板一样的鸟，在泥土，在市场，寻找着草粒和水。

我的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小楼内。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汉语、英语、韩语、日语尤其是沪语……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药物研究院的核心，这里繁忙，芜杂。所有的善良、邪恶、阴郁、明媚，小楼与我都无所不有。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人，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候催发。因此，我必须对体内的毒素和阴影保持警惕，对这座小楼内的黯淡保持警省。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通知，条例，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地穿行、观察、请示、聆听，将领导意图落实于自身行动，用以下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从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面试。人事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理发店。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显然，头发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优哉游哉，诗意盎然。倘若让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其必头发张扬如同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西装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令人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一套西服，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

——注意平衡。比如，对同事，敲门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愤愤：“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尽量降低敲击其门扉的次数和力度。从此，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

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作家”——一个总是出现在客场的队员。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让“余秘书”与“汗漫”相互尊重、审视、滋养，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何其困难。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着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先后从美、英、日归来，成为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分别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作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显得忧伤。

每天黄昏，一对来自安徽的清洁工小夫妻在清洗这三座铜像时，都放弃通常用的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蘸水，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他们有一个梦想：“将来让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虚幻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还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

我喜欢米沃什的名诗《礼物》：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

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越过黄浦江二十公里的浩荡江声，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一位伟大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名的城市内，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断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象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