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钱

白旭初

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成刚要母亲随他去长沙生活。母亲执意不肯，说乡下清静，城里太吵住不惯。

成刚明白，母亲是舍不得丢下长眠在地下的父亲，成刚临走时对母亲说：过去您总是不让我寄钱回来，今后我每个月给您寄200元生活费。母亲说乡下开销不大，要寄寄100元就够用了。

母亲住的村子十分偏僻，乡邮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如今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们时时盼望着远方的亲人的信息，因此乡邮员在村子里出现的日子是留守村民的节日。每回乡邮员一进村就被一群大妈大婶和老奶奶围住了，争先恐后地问有没有自家的邮件，然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或传递自己的喜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

这天，乡邮员又来了，母亲正在屋后的菜园里割菜，邻居大妈一连喊了几声，母亲才明白是叫自己，慌忙出门从乡邮员手里接过一张纸片，是汇款单。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是儿子成刚寄来的。邻居张大妈夺过母亲手里的汇款单看了又看，羡慕得不得了，说，乖乖，2400元哩！人们闻声都聚拢来，这张高额汇款单像稀罕宝贝似的在大妈大婶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每个人都是一脸的钦羡。

母亲第一次收到儿子这么多钱，高兴得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给儿子写信。母亲虽没上过学堂，但当过村小教师的父亲教她识得些字，写得些字。母亲的信只有几行字，问成刚怎么寄这么多钱回来？说好一个月只寄100元。一年只有1200元啊。成刚回信说，乡邮员一个月才去村里一两次，怕母亲不能及时收到生活费而着急。成刚还说他工资不低，说好每个月寄200元的，用不完娘放在手里也好应付急用呀。

看完了成刚的信，母亲甜甜地笑了。

过了几个月，成刚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只短短几句，说成刚不该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寄回来，明年寄钱一定要按月寄，一个月寄一次。

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成刚因单位一项工程工期紧脱不开身，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想法不能实现了。他本想按照母亲的嘱咐每月给母亲寄一次生活费，又担心忙忘了误事，只好又到邮局一次给母亲汇去2400元。二十多天后，成刚收到一张2200元的汇款单，是母亲汇来的。成刚先是十分吃惊，后百思不得其解，正要写信问问母亲，却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又一次在信上嘱咐说，要寄就按月给我寄，要不我一分钱也不要。

一天，成刚遇到了一个从家乡来长沙打工的老乡，成刚在招待老乡吃饭时，顺便问起了母亲的情况。老乡说，你母亲虽然孤单一人生活，但很快乐。尤其是乡邮员进村的日子，你母亲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收到你的汇款，她要高兴好几天哩。

成刚听着听着已泪流满面，他明白了，母亲坚持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心不在钱上，而在儿子身上。

我的私有财产

美国威·德米勒

秋天，满山的树叶都变黄了，唯有枫树叶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呈现一片红色，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凉爽，没有一丝风。山脚下的小湖湖水清澈平静。但由于水凉已不能游泳了，就是说到了该离开避暑山庄返回都市的时候了。贾德森的妻子马西亚正在卧室里打点包裹，贾德森自己站在室中端详着手中的一瓶酒。

“我收拾完了，”马西亚在卧室里边说,“亚历克取钥匙回来了没有？”

亚历克住的地方离这别墅不远，冬天由他代为照管别墅。

“他到湖边弄船去了，大约半小时后就回来。”贾德森回答说。

马西亚进屋来拿她的皮包，当她看见丈夫手中的酒瓶时，愕然地停住了脚步。

“贾德森！”她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你怎么上午就喝起酒来了？”

“不，亲爱的。”他望着她笑眯眯地回答道，然而她并不喜欢他这种笑脸，“你错了，我不是想往外倒酒，而是要往里面放点什么。”

他张开手让她看手中的一些白色粉末，他的笑容收敛了，脸色变得十分严峻。这使马西亚感到有点害怕，尽管她还不清楚自己究竟怕什么。从他说话的声调，她感觉出一定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她对他的判断不曾错过一次，因为每当他要打什么鬼主意的时候，总是那样说话，不知这次他又要打什么人的算盘。

“这是什么？”她问。

“毒药，”贾德森镇定自若地回答，“我们每次春天回到这里，我总发现瓶子里的酒在减，肯定是有人进来偷喝了酒。这个贼！这就是我要往瓶子中放毒药的原因，我们走后那个偷酒喝的贼还会来的，这回让他再喝！”

女人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使不得，贾德森！”她大声地说，“太可怕了，那要出人命的！”

“要是我毒死了一个用暴力进入我的住宅的贼，按法律不能定我犯有杀人罪吧，”他回答道，“我们的别墅上了锁，如果有谁撬开门锁进来喝酒的话，那我可就管不了了。”

他把粉末倒进瓶子里，然后将瓶子和一个杯子放到桌子上，他看着瓶子笑起来，“看上去真馋人。”

“不能那样做，贾德森，”她又说了一遍，“法律也不能判一个小偷死刑啊，你有什么权利……”

“当我不得不保护自己的财产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法律。”他现在说话的那种腔调就好像一条大狗在向另一条前来抢肉的狗狂吠一样，她熟悉这种声音，厌恶这种声音。

“他们充其量不就是喝了你一点酒吧？”她说，“那可能是在附近滑雪的孩子们干的，他们又没有拿你的别的东西。”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说，“假如一个人截住我，抢我五元或五百元钱我认为都是一样的，贼就是贼！”

她还是想劝丈夫不要那样做，“我们明年春天才能到这里来，把这个瓶子放在这里，怎么能让我安心睡觉呢？你且想想，要是我们出了什么事，别人又不知道，那不可怕吗？”

贾德森又说了一遍他管不了那么多，而且斥责她不要再说废话了。她知道再多说也没用，他一向心狠手辣。

她朝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她要去和亚历克的妻子玛丽告别。她决定把酒瓶子的事告诉给玛丽，玛丽是能理解她的，她会从亚历克那里拿到钥匙，将瓶子中的酒换掉。

马西亚离开了别墅。过了一会儿，贾德森出去取他晒的猎靴，他看见马西亚下山朝亚历克的家走去，亚历克正从湖边上山来。贾德森喊亚历克快一点，然后便拿起靴子回屋，走着走着，一不小心绊倒了，他因为脑袋撞到门框上面而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半睁开眼睛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他听见亚历克说：“你只是摔了一跤，老爷，不要紧，喝了这个马上就会好的。”说完将一杯酒递给了他，他迷迷糊糊地连眼睛都没睁就喝下去了。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百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往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导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啊……是啊。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说明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不是因为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提拔不上副校长，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让先生有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替家属……签字和拔掉管子吧。”他的喉头硬咽起来，泪水奔涌而出。

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掉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谁能让我忘记

侯德云

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怎么忘得了呢？

高考结束了，我闲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我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哪个大学无所谓，只要肯录取我，它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很焦急。比焦急更让人闹心的，是无聊。那可真叫无聊，连小说也读不下去。心里有事嘛。

现在我才知道，无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痛。

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我让自己的心情很尽兴地激动了一会儿，才慢馒打开那封金光闪闪的来信。

信上没多少字，很严肃，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又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周围没人，陪伴我的，是偶尔的几声鸟叫，几声蝉鸣，还有一株小白滴草，两株苍耳。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我踏实了，舒服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我将光芒万丈悬挂在刘家庄的上空了。

我没有急着回家。没有。我知道，我的父母也都在烟熏火燎地盼着这个好消息。我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己经盼了很久，再多盼一会儿也没关系。

我走到村外，去看望那棵老槐树，我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默默地流泪。看见老槐树，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我听见了自己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声音，往日的声音。它们没有走远。它们有着露珠一样的鲜活和清亮。

我不是看望老槐树。我是看望我自己，往日的自己。

好消息传到家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变了。

爹放下饭碗，怔怔地看着他的儿子。那不是一般的看，是发了狠的，是用目光在拧。

爹的目光把我的脸拧红了。爹自己的脸也红了，红烧肉一样闪着油光，他忘记了午睡的习惯，背着手，身子一挺一挺地出了家门。

妈也放下了饭碗。她坐在坑沿上，一会儿撩起衣襟擦擦眼，一会儿又撩起衣襟擦擦眼。她说我的沙眼病又犯了。

爹把他的唾沫星子喷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接受着每一个角落里喷向他的唾沫星子。爹的得意忘形，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也不能全怪爹，刘家庄到地球上定居了上百年，什么时候长出过大学生？

好在，两天以后，爹就清醒过来了。

爹频频地到集市上卖西瓜。爹看西瓜的眼神很慈样，很博爱，也很无耻。那是他儿子的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不好好看看，行么？

我跟着爹，到集市上去卖过一次西瓜，仅仅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天很热，我的手指甲都冒汗了，集市上的人，却很少有来买西瓜的，好像吃了西瓜就会着凉似的，太可恨了。

我脸上的沮丧像汗水一样欢快地流淌着。爹看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弯下腰，从筐里挑出一只最小的西瓜，一拳砸开，递给我。

我说：”爹，你也吃。”

爹说：“我不吃。我吃这东西拉肚子。你吃你吃。叫你吃你就吃，哈。”

西瓜有点生，不甜，有一股尿躁味，我吃得很潦草，匆匆忙忙就打发了。扔掉的瓜皮上带着厚薄不均的一层或粉色的瓜瓤。

爹根狠地扎了我一眼，走过去，将瓜皮一块一块捡起来。他用手指头弹弹瓜皮上的沙土，又轮流把他们压到嘴巴上，像刨子一样刨那些残留的瓜瓤。

我的眼圈红了。

那些日子，妈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很少说话。她喜欢盯着鸡屁股看。不光看，还经常去抠。抠得一挂不苟。好像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鸡屁股。

爹说：“别理她，你妈跟鸡屁股有仇。”

妈的确跟鸡屁股有仇。那一天，她又去抠芦花鸡的屁股。按她的说法，这个挨千刀的货，屁股里夹了一只蛋，两天了，还没生下来。是锈住了么？妈很生气，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变成了挖掘机，在芦花鸡的屁股上开工了。她成功地挖出了一泡黄水和几小片鸡蛋皮。

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天，可怜的芦花鸡死掉了。

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我没有看见爹妈，也没有看见刘家庄。我看见的，只是几块西瓜皮和一只死去的芦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