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

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