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窝窝

尧山壁

石窝窝感觉是在做梦。这才几年的光景，他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说变就变成了四体不勤的市民。一年两季庄稼的土地，呼啦啦蹄出好多山峦一样的楼群。他这个曾经的乡级劳模，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连使用过的锄头、犁耙，老伴儿的纺花车、织布机都有人收购，说要成为文物了。打小平房搬到高楼上都半年多了，每次看到这个18A的门牌还都认生：这是家吗？站在窗前往外看，还是头晕，腾云驾雾似的。

做梦都没想到，二十多里外的城市，像放了酵子的面团，可劲儿地膨大。小村被襄了进去，从农村、城乡接合部到城中村，没用几年。开发商跑马圈地，他们吃肉也给老百姓喝汤，一座农家小院换了三套单元楼房，外加50万元人民币，住一套出租两套，铁杆庄稼，旱涝保收，月进四千多元，顶上一个处级干部。

对于这次城中村改造，开始他也想不通，心里嘀咕了多半年。靠出租房为生，过去叫“吃瓦片”，可是有前车之鉴呀。本家有位六叔，新中国成立前在市里开饭馆，家大业大。后来六叔没了，六婶不会经营，把十几间门面房租出去，一年二百大洋，享了几年清福。后来遇上土地改革，算剥削账，划阶级成分，房子轻易就被没收了，资本家帽子牢牢戴在头上。“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监督改造，自家没落脚之地，住进村口破土地庙里，风雨飘摇。1969年一场大雪下了五天，雪停了民兵连长喊她出来扫街。白茫茫雪地，只有她家门前没有脚印。喊了几声没人应，破门而入，人早冻僵了。这件事想起来就打寒战。

一场变革太过突然，思想准备不足。失去土地，农民下岗了，自谋生路。年轻人紧跑几步还跟得上，文化不高，去打工，干保安、送快递。上年纪的跟不上，月月跑银行，领几百元养老金，衣食不愁，没营生可干，吃了睡，睡了吃，总觉得失去了什么，没意思极了。

石窝窝在家坐不住，没事儿就溜达，见人群就凑，连闻带问，竟摊上了许多好事。超市每天早九点开门，先处理头天剩下的面条，怕酸了，一块二毛八一斤，便宜一半。蔬菜柜上，隔两天下午七点处理一次，刚打蔫儿就打折，有时论堆儿卖，比自己种莱都合算。有些卖保健品的，搞推介会，进门就发鸡蛋，七八个，石窝窝不听讲领了就走——后来改了规矩，散了会发；石窝窝就耐着性子坐下去，为了那几个鸡蛋。

石窝窝消息灵通，天天挺忙活，天天有收获，白领的鸡蛋吃不完，攒起来腌咸蛋。有时也跟大家分享。有人故意逗他，要饭吃要来的，咱不吃。石窝窝忙分辩，不是，要饭吃得靠门框，喊人家爷爷奶奶。咱这是有人下请帖，大闺女们又拉又拽，喊咱爷爷呢。时间不久，小区的闲人们都出动了，跟着石窝窝去“创收”。

天天排队，天天开会，跟进的人越来越多。石窝窝跳出来，找到另一份工作，给房地产开发商发广告，一天发出去500张，给50元工资。8开的16开的画片，印刷精美，花花绿绿，一张成本好几元。开始石窝窝还舍不得发，看着谁都不像有钱的，半天还没发100张。同行告诉他，不能那么认真，落叶纷纷，大海捞针，老板说上钩的人有概率，只管发就是了。石窝窝开了窍，见就发，天女散花，500张不大会儿就发光了。一天50元，十天500元，一个月1500元，顶过去一个民办教师的月收入呢。发着发着有了发现，这印刷精美的广告，人们并不喜欢，有人躲着，有人不接，有人看一眼随手扔在地上，扔得他心疼，好几元一张呢。他便一张张捡起来，攒多了当废品卖，一斤四角五，又一笔收入。有人说他，脱了裤子放屁，干脆领过来就卖到废品站多省事。石窝窝连忙摆手，那可不行，咱农民办事也有底线；我发是一种劳动，捡也是一种劳动，公私分明呢。

（选自《小小说选刊》）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1942年夏，陈忠实出生在陕西农村。上中学时，陈忠实读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得到滋养，萌发了文学梦。也许是好事多磨，1962年高中毕业后，他未能如愿上大学读中文系，这个20岁的青年，常常一个人坐在家乡的灞河边，想着文学，想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三年之后，陈忠实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的文学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但直到1979年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才确立了文学上的自信。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了。是年9月25日，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又一个三年之后，陈忠实40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赢得“小柳青”的名声，工作单位也换成陕西省作家协会。他终于是一名专业作家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时代的变化，陈忠实越来越觉得要从赵树理、柳青的文学中剥离出来。他将这个愿望写进了小说《蓝袍先生》中。小说写于1985年，一个认知作者的标志性年份。这年的最后10天，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陈忠实特意置办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他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刚完成的小说的主人公蓝袍先生。蓝袍先生多年以来一直穿着蓝色长袍，受到同学讥笑以后才脱下蓝袍，换上“列宁装”。陈忠实认为那是摆脱封建残余桎梏、获得精神解放的象征。脱下了几十年的中山装、换上西装的那一刻，他切实意识到自己就是蓝袍先生。

1985年的泰国之行让陈忠实深受刺激，他联想起家乡人自嘲的称呼。相比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人，他们把自己称作“乡棒”。游逛在曼谷的超市大楼，看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服装，作家觉得眼花缭乱。那一刻，他觉得不仅自己是“乡棒”，教他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他痛感自己需要从什么地方剥离出来，将自己彻底打开，不仅要在生活上打开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打开自己。

在剥离的愿望中，陈忠实认识到必须写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才能在文学上确立自己。这时，各种新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萦绕心头，作家备感困惑，又备受启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结构像网一样迷幻，王蒙《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自然随意，却俨然大手笔，张炜《古船》的结构完全不同，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 而结构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陈忠实最终发现，不是作家先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描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自然就出现了。恰巧此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他相信，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是由理念支撑的，而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决定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决定一个人性格的内核。如果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冲击，人就将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陈忠实感到自己终于从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中剥离出来，仿佛悟得天机，茅塞顿开。多年以后，作家回忆往事，认为自己就是在1985年开始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

 陈忠实后来寻找到了什么是人所共知的，1992年开始在《当代》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经典，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也随之奠定。此后，功成名就的作家继续在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16年春天，陈忠实走了，属于陈忠实的句子永留人间。

（摘编自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李清霞《陈忠实年表》等）

相关链接

①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

（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

②陈忠实常讲，创作到了一定阶段，不一定是拼生活、拼艺术，而是拼人格。好一个拼人格！这正是作家自身博大的人格魅力的反映。这就不难理解他最终被公认为描摹巨大民族悲剧的圣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家之一。

（李满星《陈忠实：回首六十五载风雨人生》）

材料一

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已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就需要人为干预生态修复活动，使遭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动态平衡，并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011年以来，政府出台的如“水十条”“土十条”等环保政策致力于水资源、土壤、大气、固定废弃物等生态修复的实施。在政策指引下，全国开始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计划，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目前，农业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好转。在资金推动下，生态修复行业有新一轮迅猛发展，河流、湖泊、场地、矿山、耕地、草原等生态修复均取得显著成效。

因城市化、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我国生态修复行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生态修复技术较为粗放，尤其是场地修复仍以传统的异位阻隔填埋为主，或者采用挖掘与热脱附、固化稳定化、水泥窑处置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而欧盟的原位和异位修复技术比重相当，美国的原位修复技术接近70%。

(摘编自环保网2019年2月24日《2018年自然生态修复现状》)

材料二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生态状况变化是趋好的。三大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整体好转，而湿地生态系统还在退化。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主任欧阳志云说:“例如一些区域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过度，致使河流干涸，湿地湖泊丧失。同时，海河生态功能和黄河自然水文过程基本丧失，长江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破坏严重。”

从国际标准化来看，在人均GDP达到一万至一万四千美元时，开始环境污染治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八千多美元。在此条件下，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高强度行动。然而，促进生态环境改善需要遵循社会经济和自然演变规律，要避免造成过高的社会经济成本。这意味着打赢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这场硬仗，还需要长期科学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的流堿系统治理，以水为载体，以中小流域为单元，系统规划、统一整治。此外，还需在科技、标准、制度、立法等方面，加强针对各类新型污染物的前瞻性布局，建立面向新型污染物的防治体系。

(选自《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8日《生态环境质量拐点，中国准备好了吗》)

材料三

表1:“十三五”部分重点流域治理后目前水质状况

表2:2018年环保类PPP项目(政府和社会合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分布

材料四

目前政府对环保行业保持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已开始实施。据环保部规划院测算显示，“十三五”全社会的环保投资将达17万亿元，是“十二五”的三倍，环保产业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中国环保产业潜在需求旺盛。理论上，一个国家环保产业的潜在需求通常是由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总量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决定的，习惯于用单位国土面积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来估算环保产业的潜在需求量。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单位国土面积和单位GDP化石能源消耗量“双高”的国家。

虽环保行业发展前景看好，大量资本涌入环保行业，填补了污染治理资金缺口，但造成了产能过剩和低价竞标，影响其健康发展。同时，环保设备企业小散弱特征眀显，“低档过剩、高档缺少”问题尤为突出。还有，如具备环保技术的机械和液压免烧砖设备因标准化不一，价格不同，企业趋利明显而影响规模和质量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5日《环保行业发展前景及分析》)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