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因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闲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但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中，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感。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心系群众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数据挖掘的基本目标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隐藏的、潜在的和有用的知识和信息。在数据挖掘过程中，数据挖掘技术具有将人类与自然连接的特征，人对世界的感知不是直接地面向世界，而是类似于通过眼镜来感知世界一样。可以说，数据挖掘技术对人类存在、人类诠释世界等的调节，是新技术背景下人、技术与世界关系的具体表现。

就人类存在的境遇而言，在数据挖掘技术被使用的过程中，自然界依然存在，但一种新的自然界，即由数据挖掘技术所形成的自然界已经成为人类栖息的场所之一。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界之外，还有由数据挖掘技术对“原始”自然界的数据化处理后所呈现的世界，与数据挖掘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数据世界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存在场所。这个过程中，即使是“原始性”的数据都是被“加工过的”，因为数据从来都不是“先于事实的”。实际上，就数据挖掘技术而言，其对数据的处理既可以是随意的，也可以是有选择的。有选择就意味着数据挖掘技术可通过数据处理过程，有意地隐藏一些东西，这也正是数据挖掘技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调节。

就人类存在的方式而言，数据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存在方式。存在的轨迹以数据的方式呈现，存在的历史以数据库的方式呈现。数据打通了万物的在场与不在场、此在彼在，也联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切都以在线的形式存在，带来所谓“不在场的在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数的隐蔽、清洗等对某事、某物或某现象予以调节，使其透明性退场。进而一方面，可以将在场的转换为不在场的，如图像数据挖掘技术对图像中信息的有关处理;另一方面，可以将不在场的转换为在场的，如通过对某人身体数据的采集，商场可以为不在场的某人提供在场的服务:基于某种软件显示其与某物的契合、匹配度等，让某人产生了在场的感觉。此外，数据挖掘技术还调节着人对自身存在的认同，例如“刷存在感”这一词语就透露出人对自身存在认同的种新方式，“点击率”则被视为自身被认同的一个重要考量。

与此同时，数据挖掘技术在构成数据自然界的过程中，以一种更新的形式调节着人类视觉、听觉等，进而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认知世界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当驾驶员使用车載导航的时候，其所看到的车载导航所呈现的图景来自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世界的诠释，是世界被数据化的一种虚拟呈现，驾驶员对世界的感知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促进着驾驶员对环境的诠释。因此，人类对世界的诠释与其说是人类通过自然界来获取数据，倒不如说数据为人类了解自然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数据挖掘技术以参与的形式进入世界的构建与诠释的时候，也就开启了关于新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的伦理探究。

(摘编自闫宏秀《数据挖掘技术与调节：世界、世界的诠释与伦理的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