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梅朵

罗达成

我加盟《文汇月刊》之后，发现之前听到的“梅朵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评价很不公道，梅朵是由百分之几的“暴风雨”与百分之九十几的“春风细雨”构成的，“金刚怒目”是偶发，“笑容可掬”则是常态。陈祖芬曾在给《花城》写的一篇《暴风雨》中，形象而又深刻地勾勒出梅朵的“暴风骤雨”。

你那稿子怎么样了？“梅朵在北京的旅馆里，清早起来便向各处挂电话，“什么恐怕不行？一定要行!”出现在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里的梅朵，往往是一种暴风雨的形象。他一天可以跑五六个作者家里组稿。可是中午怎么办？作家一般要午睡呵。这有什么？上午的最后一家跑东郊，下午的第一家跑西郊。中午正好在路上度过。他中午在电车里，无力地斜靠在坐椅上。他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他原来是这样的瘦削与虚弱!这是另一个梅朵——工作之余的、走出了人们视觉范围的梅朵。

外面的人没法躲，我们这些自己人就更不用说了。1980年10月中句，我这个上岗不久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代表单位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11月初，回来没几天，就被梅朵逼着，要我赶快到北京“救场”!让我惊愕、不满的是，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梅朵就急切地对我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已经来不及，你去写吧！”梅朵让我放下手头一切，下午就飞往北京，还说：“机票、出差费都替你弄好了，你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真应了北京一批名家所惊呼的“梅朵梅朵没法躲”！

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且有怒气，他恳切地给我做工作：“你冷静想想，能让版面开天窗吗？光有封面，里面没有配发文章，能行吗!你自己说，明年第一期，报告文学要打响，没有这个文幸，就成哑炮了。你说是不是？”我心头怒气渐渐散去，又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占据。我对梅朵叹息说：“我到你这里才两个月，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梅朵知道，不彻底除去我的心病，这篇“救场”文章能够完工，但不可能打响。他要激起我胸中的万丈豪情，去拼搏一场：“你想想看，你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在报告文学上有名气、有成就，但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拼来的。李谷一如今是争议人物，为读者所关，这是个多好的题材。你应该去，赶快去，放手一搏!“最终，梅朵出的这篇《你好!李谷一》发在1981年1月号上。

不过，梅朵能拿到那么多好稿，并非依仗“加急电报”，而是靠跟作家的交情和一片真情。我的老朋友刘进元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盛夏时节，梅朵到北京组稿，我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馆去看他。天气闷热难耐，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斜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说起自己的编辑老师殷之慧当年曾经在《文汇报》工作时，老头几说：“她呀，殷之慧个小姑娘，快人快语!”其实，老殷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天太热，我怕影响老头儿休息，坐了会儿就告辞走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里写东西。传来敲门声，起身开门，梅朵拎着雨伞站在门口，脚下是一摊水漬。我忙把他让选家里，请他坐下，刚要去沏茶，老头儿却说：“你不要忙，我马上就走。”我愣住了。他接着说：“我来只跟你说一件事，有了好的题材要先跟我们打招呼，写了报告文学，要先给《文汇月刊》!”我点头答应了。老头儿拿起雨伞要走，我忙拦住他。他却说：“得走了，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呢。刘进元呀，你也是做编辑的，告诉你一个组稿的诀窍，天气越不好越是要往作者那里跑，最好是刮风下雨，你往作者那里一站，好稿子就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说完，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梅朵在北京拜访那些大名家时，没忘了看望这位成长中的后起之秀，这让性格豁达的刘进元感怀终身，后来成为《文汇月刊》最铁的作者和朋友之。

（有删改）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用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到“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人民日报》(2016年5月21)有删改

马市口

于坚

①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

②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就和马锅头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赶马人）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早晚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

③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民国时期，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着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六十年代，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拖出去宰了。

④何止马，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庄子语：“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垂，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的。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道法自然，反自然很容易，但是，道也隐匿在黑暗里了。

⑤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⑥车外的大街上，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汽车、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深处。

（节选自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有删节）

赋得永久的悔（节选）

季羡林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白的”和月饼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A．极端贫困的农村生活让季羡林的童年回忆没有一点亮色，剩下的只有饥饿和苦难。
B．由于季羡林有一年拾到的麦子特别多，母亲特意弄来了点儿月饼奖励他，以激励他更加勤劳吃苦。
C．在季羡林的记忆中母亲毕生只吃“红的”，甚至野菜，没有吃过别的再好的东西。
D．季羡林依靠自己的身体为二大爷的牛搞饲料，就是为了平时或年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E．文本通过平实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童年为了吃饱肚子所经历的艰辛，也表达自己对当年只顾自己忽视母亲的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