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契约文书数量多种类丰。各类契约文书的规范化和格式化，意味着民众的契约实践及由此建构的社会秩序与运作机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普遍化和统一性，形成了跨地域和制度化的特征。

传统中国契约基本框架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性质的契约。从先秦时代的盟誓或盟约，到秦汉以降的约法，如《约法三章》《约法十二条》等，均为统治者单方面向民众宣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约”。二是私人之间通过合意缔结的契约。其种类和内容基本覆盏社会生活各领域，婚姻、交易、借贷、合股等以私人合意来建构社会秩序。三是介乎前两种间的具有建构共同体功能的契约，如家族或宗族、村落、商行及会社等制定的“约”。它们既有倡议者单方面宣示的“约”，也有参与者共同合议的“约”。这种类型的“约”，不仅具有支配性与合意性的混合因素，还体现了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交叠的结构特点。就此而言，明清中国除了有通过法律建构与维系的身份社会，还有一个建筑在契约制度和礼俗习惯上的民间社会。因此，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集身份、契约、礼俗于一身的复合社会。

这种民间契约秩序的形成有其原因。

其一，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小家庭为政治基础（赋税徭役）和社会基础（秩序结构）的局面。这种小家庭“共居同财”和“敬宗收族”，体现了法律及伦理的双重要求，唐宋以降“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普遍存在，但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竞争和经济交往，仍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特点，是婚姻、田土、钱债、合股等常规契约得以滋生的领域。而笼罩在小家庭之上的宗族和以家族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则成为法律难以深入管治的领域。于是，用以填补这一领域的宗族和村落层次上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便运用而生。

其二，朝廷“基础权力”相对薄弱，不具备深度管治基层社会的能力，难以为民间契约实践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朝廷正式权力止于州县，州县在人员不足、经费匮乏及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官府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对私人空间进行深度管治，从而给基层社会留出了活动空间。

其三，朝廷疏于制定婚姻、田土、钱债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法律典章，缘于没能力严格执行采取“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严格管控命盗犯罪，相对放任囯土细故事宜。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有社会自生自发因素，也有朝廷自觉撤退因素;表明朝廷不愿意也很难制定全面规范契约活动的法律。明清里老介入解决婚姻、田土、钱债等纠纷，主要依据契约协定，情感、礼俗、惯例等也是重要参考。官府通常采取“民不告，官不理”态度，仅在私人契约发生纠纷而提起诉讼的场合才会适度介入。即使民告，官也未必理，很可能将案件推给民间社会，让其自行解决；即使官理，也往往采取“调处息讼”方式解决纠纷，而非依法裁判。

明清时期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措施，贴近生活实际，有其独特地位、功能和价值。

摘编自徐忠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规族法与村规民约》)

门票经济，实际上是迄今为止中国旅游发展模式的一种折射。对于绝大部分景区来说，往往将经营管理比较专业的项目，如索道、游船等，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交给他方投资和经营。同时，为了协调社区关系，贯彻旅游富民方针，很多景区除了优先使用社区劳动力外，还要将景区的一些经营服务项目交给社区居民。这样，门票收入就成为一些景区的唯一收入。而一些文物类、文化类、自然类的王牌景区还具有先天赋予或后天取得的垄断性质，无法替代。另一方面，即使在景区门票价格不断上升的状况下，旅游花费中直接用于景区游览观光的比重对于中程游客来说，不会超过1/3，远程的则不超过1/5。企业增加收入和利润包括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降低成本、提高价格三条途径。就旅游景区来说，前两者都不是简便易行之策，而后者则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因此，景区企业对门票价格一涨再涨就理直气壮了。

其实，一个地区区域内的旅游基本是内循环，而区域外的旅游收入才是净收入。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增加中远程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意义更为重大，任由景区从自身利益出发大幅提高门票价格，导致本地区旅游竞争力降低，实则因小失大。欧美等国，不仅对政府所有的旅游景区全部免费开放，而且鼓励私人投资景区免费开放，反而增强了其在国际旅游市场的吸引力。迪斯尼乐园作为大投入、高成本的游乐类主题公园，如果以门票为主要收入，就不可能长期以来一张几十美元的门票玩遍其园内所有项目，它的主要盈利渠道是品牌输出、品牌旅游商品销售。就国内看，深圳华侨城作为文化类的主题公园，将项目内涵更新作为增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现在又提出“中华锦绣”向全国扩展的举措，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与此对照，我国那些主要依靠自然、历史创造的王牌景区，是到了该有所警醒的时候了。

材料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走过了光辉历程。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1982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1999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比如，2001年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改革举措使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产品供给日益充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等作出全面部署。在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推动下，诸多“三农”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开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局面。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是一项重要理论突破。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必然趋势。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是引导土地经营权合理流转、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三权分置”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既有利于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又符合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就探索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办法。一些经济学者积极参与这一探索，努力提供学理支撑。在此基础上，2014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标志着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幕开启，正在有力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月21日，黄少安《经济体制方面的三个重要理论突破》）

材料三：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用好大数据这一技术助推器，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当前，在一些地方，大数据已经在“三农”事业发展中起到助推作用。比如，国土资源管理与土地有效利用、推动农业现代化生产与农产品高效流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持等。但也要看到，大数据技术在农业农村的运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农业大数据运用方面还缺乏具体的战略部署，农业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实际应用还比较难，农村缺乏信息化人才，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等。为了让大数据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从国家层面统筹和规划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农业大数据发展纳入国家农业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大力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为农业经营主体创造现代化数据环境。第二，以数字农业为抓手，重点培养和支持一批农业大数据应用与示范项目，推动农业大数据资源增长及农业大数据技术应用。第三，运用大数据推进乡村科学种养，加强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通过征信手段实现农产品生产可记录、安全可预警、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着力解决农产品市场化经营中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摘编自吴志明、周小亮《大数据助力乡村振兴（新知新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