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色彩的研究，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过程的研究。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人对色彩的认识更多于对自然界的感官认知，这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提炼积累色彩经验的初级阶段。形成人类社会以后，人对色彩的认知也逐渐融入了特定社会阶段的文化内涵，成为辅助指导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文化理念。。

据考古研究证实，人类在冰河世纪之前就本能地使用颜色了。如在洞窟岩壁上涂绘猜物和狩猎场面； 以赭土或鲜血涂抹身体以祈求力量； 在陶器上彩绘动物或困腾标志等。但那时的原始初民所使用的颜色只局限在从自然界直按得来的简单色彩，如从赤铁矿粉、血液里得来的红色，由碳化物得来的黑色和从大地土壤得来的黄色，再加上兽骨、贝壳等具有的天然白色，通共四色。此后由于地理环境和宗教传统等的不同，同时古代原始部落又有各自热衷的颜色追求，色彩民俗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也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五色观”最早源于周王朝，《周礼》有载：“画绩之事杂五色。”这是我国最早关于“五色”的记载，自此我国传统的美学色彩观形成了。这比源于西方古代哲学四元素说的“四色理论”要至少早一个世纪。

在“五色体系”的观念上，又产生了“正色”与“间色”的概念。五色观最早源于人类的朴案色彩认识，被赋以中国阴阳五行理论的框架体系之后而具有了更深远的社会文化内涵。自此开始，传统的色彩观真正融入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色彩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色彩文化不仅具有感官认识的作用，更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也成为商周以后统治阶级有效的政治文化统治手段。《白虎通》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 以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到了春秋时期，“正色”与“间色”的色彩观念进一步强化和扩散。《礼记·玉藻》记载道：“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入公门。”自此，五行、五色的观念和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天文等各领域，并不断在华夏历史的沉淀中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使色彩的发展融入中国文化的精髓，塑造和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色彩审美观。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总体来说，微信对文艺生态的重塑，目前还处于这种“几”“微”的状态，并且影响人类未来文艺生态建构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从现状来看，在微信平台上，目前能体现大众文学创造力的信息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多佳句而少完篇”。一方面，碎片化有助于解构社会文化权力的垄断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类文学创造力的整体提升，也需要某种程度的“聚合”，而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微信“分享主义平台”也有望成为大众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平台。

从历史角度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学创作的专业化，一方面，确实对大众的文学创造力形成一定压制，但另一方面，专业化也使本来碎片化、弥散化的文学得以聚合、强化和提升。当然处于文化更加民主化的今天，我们再反观人类文学史，就不能再过分夸大专业精英作家的作用：最早的口传文学总体来说是由大众创造的，掌握文字的文化精英的书面创作，显然对大众口传文学如民谣等有所吸收和聚合。当代“互文性”理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聚合性”的强调，事实上，精英作家个体真正所谓“原创性”的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中国文学史来看，词、曲等文学体式，本出自民间大众，文人使之雅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使民间碎片化文学聚合、提升的过程；再如明清文人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更能体现民间大众文学的聚合——这对当今如何利用微信平台聚合大众碎片化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当然，文学创作真正的“专业化”，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并且“专业化”完成之后又走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发展之路。市场或资本积累(集聚)具有更强的“聚合”冲动，并且也具有更大的“聚合”力量——对于物质生产和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生产来说都是如此，在市场框架下，人类物质生产得以大发展，文艺生产同样得到了大发展，但是，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总是在矛盾、对立中扩张、发展的，这造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分裂，对于文艺生活来说，又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裂。“生产者”往往是专业人士，普罗大众主要是文艺产品单纯的“消费者”，大众本身所固有的文艺生产力、创造力相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重大时代意义，就在于将会使这种分裂状况有所改观，从而使文艺整体生态也将有所改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对于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者来说，只有不囿缚于当下现实而具有长时段的历史通变观，才能“极数知来”，从而获得洞察“几”“微”的“先见”之明。

（选自刘方喜《文学性·碎片化·分享主义平台：微信的技术文化哲学分析》，有删改）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西南联大的闻一多

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古代神话课，图文并茂，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之后才开始讲课，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将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何兆武评价说：“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学生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学生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他们记忆深刻。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1943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