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软”与“硬”

艾斐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软”只是文化的表现形态而非其本质作用，文化还有“硬”的一面。

文化的价值和功能，主要在于通过励志、传道、尚德、增智、怡情、养心、明理、崇义等，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与创造力，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可以说，人类社会和人本身正是在文化的浸润、引导和驱动下，才一步步地发展完善的。汉字的构成讲究形意结合：“文”字上半部的喻义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下半部的喻义是通过治理使社会和谐、天下安宁；“化”字是一个意象符号，表示人只有在执掌器物并发挥能力的情况下方可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与变革。由此来看，“文化”的寓意是一种光芒普照的思想与智慧，即人类用以提升自身和治理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正如《易经》所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此而论，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就是“硬性”的、不可或缺的。一旦失去或弱化了文化的作用，社会就会陷入愚钝、野蛮、落后和素乱之中，遑论进步与发展、文明与创新了。文化的“硬”作用，在于它能对人类精神世界进行有效干预和能动指导，为人们塑造灵魂、输注着慧，使人们运用文化所赋予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持续构建社会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一本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恩格斯则强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现代社会，文化的覆盖面不断扩展、干预力不断提升。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越来越需要借重文化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冲突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冲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外交手段，在面对复杂局面如政治乱局与外交僵局、军事对抗与社会对立、经济困生困厄等时，常常显得功效不济或无能为力，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近年来，社会生产与消费的重点越来越转向文化领域，这就使得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前，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已在文化产业领城捷足先登，先后成为文化产业的大国与强国，其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15%以上，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快速攀升。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腰杆”越来越硬、“底气”越来越足：不仅主导了国际话语权，并且凭借强大的文化传播手段，不断对外输出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比较而言，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差距不小、任重道远。

文化凝结着历史，连接着未来；既有“软”形态，又有“硬”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科学审视和认识文化特有的性质和作用时，不仅应着力凸显其精神价值，而且应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辐射与推动作用，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为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选自2012年1月5日《人民日报》）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