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黄帝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黄帝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黄帝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黄帝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乡规民约作为传统“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载体和传统乡村治理的独特方案，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被作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本土资源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证明其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然而，在汲取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精华时，如若打开方式不正确，则会很大程度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及功效。

乡规民约的制定需要有明确的立约宗旨。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共同价值与乡村理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自然融入乡村社会生活的途径与载体。而目前有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劝禁、惩罚、规范等内容上，明显存在“不合道德”、“逾于法律”的情形，这是需要避免的。当代乡规民约建设的宗旨与目标的确立，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合理、适当的方式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通过乡规民约的独特产生形式、内容表现、传播与落实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乡村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处理乡村“细事”的前提。

乡规民约不是国家政策与法律条文的简单抄录，也不是各地乡规民约的简单拷贝。乡规民约之于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持久生命力，之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本土性、地域性、传播性以及规范的普遍性、可执行性、可操作性、世代相沿不悖性。传统乡规民约形式多样，易记易学易诵，可仪可则可范可守，为民众信服。传统总类性乡规民约，集教育、规劝、告知、奖惩等功用于一体，为一定地域内的乡村民众所普遍遵守。专门类乡规民约，大多与一乡一村不同的社会事实有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条款简明扼要，可执行性强，规范稳定。而当代乡规民约的建设，近十余年来虽取得较大成效，但其制定与运行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乡规民约这一独特法律文化资源的认识不足，导致乡规民约存在形式普遍单一、制定主体不清晰、文本篇幅冗长等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乡规民约的可守性不足，缺乏实施保障，制约了乡规民约的有效性，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治乡之规、理村之约。

在汲取乡规民约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精华，使其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和深刻把握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及其生成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真正建立起不违道德、不逾法律的乡规民约体系。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乡规民约对于当代乡村“良法善治”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最终谱写出乡规民约创新转化应用的时代华章。

（摘编自胡仁智《“乡规民约”的独特法律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