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以前。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民间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

到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太学。汉代的学校，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除中央政府所办太学之外，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聚回“序”。私学则分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着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班固赞颂汉代“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以想见当时学校教育发达的盛况。

唐代复兴汉代教育的传统，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教育的成果，全面的加以发展，使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峰。唐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茅山书院等。元代政府也大力扶植书院，建制有民办、管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学校规模虽有大小，但彼此不相统属，学生皆有送至中央国子监资格。此外，地方性专科学校还有军事、医学、阴阳学等。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制。明清科举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

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弘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统一起来。此外中国古代教育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子女教育、幼儿教育、科技教育、艺术教育的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中国气派，其中许多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有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画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画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