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道德史上，道德建设是一种客观存在。汉代名臣贾谊在《治安策》中曾说，道德礼法“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这里所说的“为”“植”“修”，实际上讲的就是当时所进行的道德建设。

中国道德文明发展几千年，不论甲骨金文、竹木字刻，还是经史子集、官府文书，都记载着许多伦理思想、道德规范、圣人箴言和德行事迹。其中凝结着丰富的道德生活体验，记载着民间活动和各界杰出人士的事迹。当然，传统的道德建设经验不同程度地打着历史的烙印，体现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政治意志。有国家发展、兴隆和鼎盛时期的道德建设成果，也有国家分裂和衰败时期的道德建设教训。

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经验中有一条基本的经验，即社会道德价值导向规范化、制度化。道德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秩序和民族精神，表现为向善的理想、愿望和要求。这种要求或价值导向，是作为精神的东西产生的，它本身还只是“虚”的精神，而要把这种虚的精神变为“实”，即变为人民的德行和群体、社会的良好风尚，还需要有由虚变实的中介，要有一定的手段、方法、措施，使之落到实处，变成现实。“虚以受善，实以固执”，如荀子所说：“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古代的经验是把没有规定性的向善精神化为具有一定规定性、具体的、确定的、可操作的纲纪、原则、礼仪，以及各种特殊规定所形成的风俗等。

风俗是自由的自然，因而，一个社会的风俗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是这个社会用以判断善恶是非的直接价值标准。黑格尔曾说：“一个人必须做些什么，应该尽些什么义务，才能成为有德的人，这在伦理性的共同体中是容易谈出的：他只需做在他的环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确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社会风气就是伦理实体的精神的具体表现。

看一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精神，只要看这个社会的社会风俗即可。一个社会中具有生命力、代表未来方向的时代精神，只有成为这个社会的风俗，才能成为真实的。不具有时代精神的社会风尚习俗，注定失却存在的理由，注定要从历史上消失。同样，一个游离于社会风尚习俗之外的时代精神，也很难说是真实的时代精神。只有成为社会风尚习俗、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时代精神，才是真实的、长远的。

风俗习惯的文明变迁，离不开教育。教育不仅是理智理性的知识教育，更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生活教育。这种生活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多方面、多环节的反复，形成一种稳定的记忆，成为稳定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方式。

教育在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中的作用机制有二：其一，激发、唤醒主体对善的渴望及其人生理想，形成善的精神习惯。主体对善的内在渴望，使主体不仅能够获得成人的方向，而且还能够获得战胜既有危害人性健康生长因素的力量。其二，通过规范塑造与示范引领，使主体形成好的行为习惯。风俗习惯的形成或矫正，既不能没有先进分子的示范引领，也不能没有法制规范的强制，二者配合一体，方可促成社会习惯、风尚习俗的定向转变。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精神风貌、风俗习惯，总须加以引导，才能走向更加文明的境地。一种不加引导、顺其自然的社会，其精神难免流俗。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先进分子处于社会精神的引领地位，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形成浩然正气，富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节选自宋希仁《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特点》，《光明日报》2019年7月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