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去读，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便有了不少纷争。

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自此，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认为《登高》一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为压卷之作，王世贞也认为：“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当代学者孙绍振则认为王昌龄《出塞（其二）》，“不论从意象的密度和机理上，还是从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压卷’之作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

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王世贞指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要不得为第一也”。他认为杜甫诗歌虽未尽善尽美，但是堪称第一，故隆重推出了《秋兴八首》中的四首。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对王昌龄《出塞》为压卷之作颇不认同，认为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相较于王昌龄《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涣《凉州词》神骨声调当为伯仲，青莲‘洞庭西望”气概相敌”，所以他认为这三首诗呈鼎足之势，都堪称第一。

胡应麟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他在《诗薮》中指出：“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明代钟惺、谭元春指出：“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