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伪善”

陈家琪

①知道恶而为恶，或故意为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伪善”。真正的“伪善”，就是把出于自己主观意图的行为理解为对恶的铲除或消灭，认为只要出于主观意图，即动机上善的意图的行为，就一定是善的。所以重要的只是动机上的善。

②我们选两个古今中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论来分析一下：

③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⑥主观意志可以成为行为的客观性法则。

⑦前面是孔子的，后面是康德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己”字，都只在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纯正，使一切行为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做买卖童叟无欺”，要“出于义务”，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合于义务”。其实，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让我们确信要求“合于义务”要远好于对“出于义务”的要求。或者说，赚钱是对的，但要有制度和规则，使那些在行为上总是“合于规则”的人总能赚到钱，越“合规则”就越发财，而违反规则就一定让你人财两空。客观化的规则越强硬，越普遍，就越好。当然，规则总是人“出于义务”而制定的，一旦制定出来，就不管你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了，只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于规则”。做买卖你“童叟无欺”是不是出于义务，没有人管你；但时间长了，因为越合于规则就越能赚钱，“合于义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于义务”。这就说明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要合于规则，而这套规则又出于义务，慢慢就变成了对每个人而言的“出于义务”的习惯。

⑧ “伪善”就是只强调从行为动机上要求人，然后相信只要动机上纯正了，行为本身也就一定是善的。最纯正的行为动机就一定是不妥协地与一切“不出于义务”的行为做斗争。

⑨黑格尔由此概括出“伪善”的四个形式化规定：

⑩第一，意图上的善决定一切，于是所有行为——批斗老师，烧书，砸烂旧世界，就都是对的，这叫从动机上把自己的恶解释为善。

⑪第二，用外在的原因解释别人的动机，于是既可以把别人的善行解释成恶行，也可以把对方的恶行解释为善行；出身、历史、经历、看了什么书、听了谁的话等等都可以成为解释的理由。

⑫第三，盖然论。到底什么样的动机是善、是恶，是出于义务，最后只有靠权威的认定；于是有多少权威，也就有了多少必须“出于义务”的行为动机；权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志，大家无形中养成了“听话”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作风，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代替了概念与逻辑上的论述。

⑬第四，善与恶的界限终于消失了，人们各自选择自己的行为，然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无数的人由“坏人”变成好人，又有无数身居高位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此反复，终于使善恶不再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与选择。大家也就只习惯于从道德上（也就是从动机上）对诸如三聚氰胺、毒疫苗之类的事进行谴责，而这些谴责既无效也无力，因为你只会把问题归结为道德、动机、良知、信念等主观因素，而所有应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善恶之别，只能等待着权力意志的任性解释。

⑭现代世界从一个崇尚圣人、君子、英雄、德行、高尚、充满诗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法律与伦理世界客观化，人们只知做一个守法公民，过平庸、琐碎、乏味生活的时代。在这变化中，沉湎于或自恋于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是一回事，如何让这种道德情感通过法规而具有了特殊性的规定性，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安宁与闲暇，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这代人，五十年前，“文革”开始时，从内心到外在过的都是一种英雄、道德、崇高、让信念充满诗意的生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种种灾难，包括那么多人的死亡与对文物古迹的极其彻底的、可怕的破坏一无所感或毫不在意。五十年后的年轻人呢？他们可知道五十年前所发生过的一切？他们可从理论上对道德与政治、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做过思索？作为一个在高校中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五年的老教授，听到对社会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天良丧尽之类的道德谴责时，怎能不忧心忡忡，并在直接知觉与偶然想象中不断遭遇着“伪善”的磨难？

不因迁谪岂能来

郭彦

北宋诗人欧阳修被贬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他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

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他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有删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从而以传统文化的孝、悌、显耀祖先功德等诸多方面，体现对“礼”的理解和强调。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追溯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祠堂在建立家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天下一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礼”主要内容；对共同族源的认同和体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