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这当然是独特的优势，但也有着“甜蜜的烦恼”——有限的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简直是杯水车薪。跟意大利等文物大国相比，我国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技术和管理力度都差距明显。那些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物建筑尚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那些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无法开发成景点收门票的文物建筑，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以弥补政府部门文保资金和技术管理力量的不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文物保护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应该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在美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制度中，其经费既有联邦政府拨款，也通过税费减免鼓励社会各界的投资和捐赠。另一个文物大国英国，其保护资金也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捐赠和个人捐款。反观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主要靠政府，目前还没有形成多方参与、多元投资的机制。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在文保领域的应有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保护，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文物知识普及的过程。文物保护不应该是“死的保护”，而应该是“活的保护”。不应该是把一座文物建筑围起来、封起来，使它徒留一个死的躯壳，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应该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文物建筑得到多方面利用，比如教学、参观、研究，使其成为文化产业、文化活动的载体。参与的社会力量越广泛，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也就越广泛。在各种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文物建筑得以以“活的形式”存在，成为当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是一件新生事物，在保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首先，对于哪些文物可以交给社会，哪些文物必须由文保部门严格管理保护，要有科学论证和明确界定。在意大利，文物保护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保护规范。其次，要确保参与认养的社会力量，具备从事文物保护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条件，防止保护文物变成毁坏文物。再次，对于社会力量保护、利用文物建筑的行为，要实施全面全程监督，严禁对文物建筑进行竭泽而渔的商业开发，防止不当利用危及文物安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相关信息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防止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一旦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文物知识，以及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走进社会，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文化的力量抵达人们的内心深处，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由文保部门、文保机构唱独角戏的“小文保”模式，要逐步转型为政府部门牵头，专业机构发挥主力作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大文保”模式。当然，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建章立制，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符合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推进运行。

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反思“落后就要挨打”

***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也阐述了这一思想。B．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的惨烈拆迁场面，与当年一位中校对火焚圆明园的描述非常相似，这正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丛林法则及如何尊重多元文化问题的反思。C．中国是古老且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迅速壮大确实让一直习惯于掌握话语强势的西方国家相当不习惯。这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误解带来的莫名敌意密不可分。D．世博会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让中国彬彬有礼地做了西方肇始的工业化展示盛宴的东道主，而且为把整个世界拉出金融危机泥淖做出了突出贡献。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知耻则有所不为

耻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它萌芽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尧舜禹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立足于人的个性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从向内的方向看，首先，它强调个人的修身，要求内省、慎独、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的目的，这一点构成了耻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次它激发人的奋斗精神，“行已有耻”，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形成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由孔孟所倡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成为他们立身行事的楷模，造成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刚正之气，形成一种刚直不阿、特立卓行、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再次它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最终则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气节观。

从向外的方向看，耻感文化对人的一个基本行为要求就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这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内省机制的外化，“知耻则有所不为”，进一步做到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而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次是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特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是耻感发生的外在依据，因而“以何为耻”是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凡是缺乏道德、丧失廉耻之人都会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无德、无耻之徒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感文化的生理基础在于人的物质个体对外界的反映和反应；它的心理基础在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它的社会基础在于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所达成的共识。中国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义、廉、耻，是由于古人早已认识到人的内省和自律对控制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才有“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的论断；也认识到无耻之徒为一已私利而不惜、不怕损害社会的利益，因而也违背了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公德和普遍的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发掘人的羞耻之心，从根本上使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继承和弘扬。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