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思考推理、传承文明、身份认同。人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

社会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需要语言。商贩用语言叫卖商品，教师用语言传授知识，医生用语言探查病情。俗语“三寸舌胜过百万兵”，就是指语言发挥出的极致的交际作用。当然，中国文化很重谨言慎行，言行合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光说不练假把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交际生活中人们为界定社会关系也需要语言。《论语》中有“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提醒人们在交际生活中要了解对方。中国人素来注重说话的场合和彼此的关系，以界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精神生活中人们思考推理、认知外界需要语言。“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没有语言，概念便没有依托，推理进程很难进行。语言是认知成果的储存场所，思维的成果也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精神生活中人们进行情感交流也需要语言。《荀子》云：“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言价值无可比拟，千百年来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慰藉。

文化生活中人类创造、记载、传播文明需要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每一种语言都蕴含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态。今天，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语言在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共同的语言身份将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即使身处他乡也能得到社会归属感和心理慰藉。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母语教育权利被剥夺，法语教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妤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语言是把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使民族永远充满生机活力的源泉。

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抽象繁复的概念推理，复杂多变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书写。语言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把人类同周遭世界联结在一起，把人类的精神世界联结在一起。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跟语言相融相连，正如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生活里的语言灵动活泼，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语言有多丰富，生活就有多精彩。

（摘编自黄彩玉《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类需求日益增长，一是方兴未艾的建筑业所需劳动力，二是日益繁盛的各行业所需从业人员。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户籍管理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虽然史书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义，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中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功人”等。

除了建筑业，外来人口更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李白的<少年行》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中的胡姬是西域来的胡人女子。唐后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长安城的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日益繁盛。这些行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大，容易生存，大量外来人口充溢着这些行业。

唐朝对这些人口到底如何管理，虽未见出台严格的措施，但通过官府颁布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条文，可知总的趋势是限制逐渐松弛：一是唐德宗时推行的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旧唐书》），居住地原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也使国家有可能重新掌控大量流失的人口；二是坊郭户成为城墙内及周边附郭居民的正式称谓，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也成为有别于乡村户的主要标志。这一制度在北宋得以确立，并推广到全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三是中央官府在招聘和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对一些重要和关键岗位有户口的限制，如规定在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些岗位，对“浮寄”人口给予了更宽松的政策。

此外，国家财税征收的结构和对象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如唐德宗建中年间，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反响最大的是建中四年开始征收“税间架”，即房产税。结果“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旧唐书·卢杞传》）。最终被废止。百年后，北宋时期城市的房产、商铺等都已逐渐作为征税的对象，不仅户籍管理实行城乡分治，城乡的税收对象和税收内容都形成各自独立的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结构重心的变化，户籍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财税结构和重心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向城市居民倾斜，向财富集中的区域和群体倾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摘自《光明日报》：《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有删改）

洗碑

①罗永オ被第一声鸡叫惊醒，外面的世界里像是有了点扰动。春夜总是这样，惊乍乍的，其实完全不成一回事的。但罗永オ还是下了床，开门出去看看，听听。

②就在去年这个时节，他去山王庄给亡妻洗碑①。那里有个叫王麻子的石匠，洗碑的手艺很好。

③那时季候比现在略早些，自然界已走在春气里了，艳阳高照。路两边的一些大树，都拔地而起，枝干粗壮，有一种强悍奔放的气势，各各踞守一方。罗永才左右看着，一路往山村那里去。王麻子的家靠在庄头边上，一个破院框子，里头乱放着各种大小石料。罗永才兀自进了那个院子，见那正房的两扇门紧锁着，打门缝往里头瞅瞅，半星光亮都没有。他白跑了一趟，却也不觉着损失什么

④第二日他再去，春阳更暖，鸟雀啾啾。老远就听见当当的，是不急不慢的打石头声，脚下也就到了。王麻子家破院框子里，盘腿坐了一个人，五十来岁，相貌打扮都很是不起眼。那人坐在院里洗碑，碑形已经看出来了，下方上圆。他洗的时候，左手是錾子右手是锤，也不急，也不躁；也不热，也不冷；也不快，也不慢，一锤一锤，如泣如诉。罗永オ看得呆了，心里只是有一种感觉:春阳日暖，万象更新，雀鸟苏醒、飞翔、游戏、鸣叫、盘绕，像是一刻都止不住。人在此时此刻能想些什么，该想些什么，各人都不一样，各人也都是只按着自个的路子走的。惟这破院里的这一个麻脸匠人，像是不知，也像是不觉，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一锤一錾。洗了几十年，也还是不急不躁，不去赶那些过场，凑那些热闹，真叫人觉得不容易！

⑤罗永オ呆望许久，オ进了院子。那匠人手并不停，只抬起脸:“你我俺？”罗永才递了一根烟过去，半蹲下，低着腔说：“想麻烦王师傳，给洗块碑。”匠人道：“洗块什么样的？”“要两米的，青白石的料子。什么时候能成？”“打今儿个算，要十日。”罗永オ交了押金，匠人接了，放在地上，随手拾块碎石压住，打单褂兜里掏出个纸片递给他。那纸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红指头印子。罗永オ写下要刻的字递过去，匠人接了，一字一顿念了一遍，然后折叠成一个小块，装进兜里，讲:“十日后你来拉呗。”不再理罗永オ，低下头，又一锤一锤，洗手下的那块石碑去了。

⑥罗永オ第三回去山王，オ五六天，他有些不放心。那又是个好天，响响晴。他一直往匠人家里去，进了院子，果然又见那匠入在石料边，坐成一团修行，木了样的，只一锤一锤洗那石碑。匠人望见他进，也不惊，也不乍，手里也不停，只是讲:“时候还没到呢。”顿了一下，又讲:“来找俺的，都是那样个心绪。不如你上山上转转，心里就好受了。”罗永才低头看碑，已洗出个大概，清白厚实，幽深远澈。那山也正在春时里，半山的松树，半山的草坡，半山的闲石。春阳暖融融的，温意无尽，枯茎里已冒出青青的芽子。那些芽子望去甚有张力，生全的趣味浓厚，又鲜活不尽。罗永オ一身的感念，不知怎样作想。再往前走时，山有些陡，树影浓郁起来，就有了些寒意。这时从山上下来一个山民，瘦精精的，挑着两大捆紫红色的短针山草，山草捆上还搭了两件破旧衣物，一把竹柄的竹耙子。他看见罗永オ，就立住脚，和他讲起话来。罗永オ猜他只有五十来岁，他说已经七十七了，家里只利下老两口，老伴瞎了，不能再做什么，现时就靠他挑草换些油盐钱。那担草也有七八十斤。担着得走几架山头，罗永オ不免感叹几声。老人又说自己身体有些不如往年了，明年那地便得撂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放下担子，只把担子在两肩上换来换去。他和罗永オ讲了一气，オ分手下山。罗永オ再往山上走；一口气上了山顶。山顶有片旧庙剩的墙框子，四面不见人。他默然站了一会儿，オ起步往山下去。到了山下，就又感觉到了春阳的暖意，身上也轻松多了。

⑦几天以后，他叫了辆三轮车，进山驮走了石碑。在清明的前两天，他把青白石碑在亡妻的坟前栽了。

⑧春夜里的一点扰动很快就消失了。附近哪里的鸡叫过一阵子，又都不叫了。天气很晴朗，空气却有凉意。罗永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看天上的星星，转过身，慢慢回屋里去了。

注：①洗碑：刻碑。

（原作发表于《芒种》，作者许辉）

大运河里有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譬如说，有和四川都江堰齐名的戴村坝——南旺闸。

大运河是人工挖凿的，不是总依地势自然往低处流动。运河走到山东境内，地势高了起来，大概比长江高40米左右。山东境内南旺一带的水在分水岭处一分为二。北边的地势南高北低，水往北流，流向天津；南边的地势北高南低，水往南流，流向长江。这对行船来说，是很伤脑筋的，船要爬坡啊，要翻山啊。由南边来的漕船，先要逆水爬坡，到了济宁之后顺水下坡，一上一下麻烦之至。

在古代，黄河经常发大水，经常决口，经常改道，经常冲断运河，更经常淤塞运河。因此人们被迫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运河的河道，不断地挖，无休止地改，而且改动极大。黄河改道幅度很大。明代时黄河南下徐州，在淮安和淮河并流，在江苏北部入海，1855年突然北移，经济南，在山东北部入海。这样大幅度的迁移，直线距离纵越三百多公里，无疑对运河的流向和挖凿造成极大的困难。

查看乾隆五十年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和光绪年间的《清代京杭运河全图》，会发现运河河道极其复杂，在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一带，河道多得像蜘蛛网一样，有黄河故道，有淮河水道，有运河，有湖水，还有坝、堤和闸，相互交错，十分壮观。

运河中段的水源，既不是长江，也不是黄河，而是山东境内的汶河和泗水。汶河发源于泰山山脉的九个县的二百五十多眼泉水。在地势最高点戴村筑坝，截汶水，南流出南旺分水口入运河。明朝时工部尚书宋礼采用农民白英的建议，在河口筑分水工程——分水拨。所谓分水拨，就是在河底用石头筑一个活动的鱼脊背式的拨，用改变石拨的摆放位置、形状和角度的方式对南北水量进行分流，七分南下至淮扬，三分北上至天津，即所谓“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也可以四六开、五五开，甚至根据需要来一个倒三七开。***主席1965年来山东时，曾称白英为“农民水利专家”，称这个十四、十五世纪的伟大工程“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个“戴村坝南旺闸”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认为是运河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心脏”。

“水柜”的设置同样也是运河工程上的聪明举措，像南旺闸一样，可灵活地调节水量，保障运河有相对充足的水量。南旺周围的蜀山湖、南旺湖、马跳湖便构成一组“水柜”。它们将多余的水蓄存起来，待到枯水时再补水济运，起到引水、蓄水、泄洪、控水的作用。

运河的辉煌，除了它的历史，它的长度之外，还有它的 ，它的    和它的 。运河不简单，奥妙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