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碑

许辉

罗永才被第一声鸡叫惊醒，外面的世界里像是有了点扰动。春夜总是这样，惊乍乍的，其实完全不成一回事的。但罗永才还是下了床，开门出去看看，听听。

就在去年这个时节，他去山王庄给亡妻洗碑①。那里有个叫王麻子的石匠，洗碑的手艺很好。

那时季候比现在略早些，自然界已走在春气里了，艳阳高照。路两边的一些大树，都拔地而起，枝干粗壮，有一种强悍奔放的气势，各各踞守一方。罗永才左右看着，一路往山村那里去。王麻子的家靠在庄头边上，一个破院框子，里头乱放着各种大小石料。罗永才兀自进了那个院子，见那正房的两扇门紧锁着，打门缝往里头瞅瞅，半星光亮都没有。他白跑了一趟，却也不觉着损失败什么。

第二日他再去，春阳更暖，鸟雀啾啾。老远就听见当当的，是不急不慢的确打石头声，脚下也就到了。王麻子家破院框子里，盘腿坐了一个人，五十来岁，相貌打扮都很是不起眼。那人坐在院里洗碑，碑形已经看出来了，下方上圆。他洗的时候，左手是子，左手是锤，也不急，也不躁；也不热，也不冷；也不快，也不慢，一锤一锤，如泣如诉。罗永才看得呆了，心里只是有一种感觉；春阳日暖，万象更新，雀鸟苏醒、飞翔、游戏、鸣叫、盘绕，像是一刻都止不住。人在此时此刻能想些什么，该想些什么，各人都不一样，各人也都是只按着自个的路子走的。惟这破院里的这一个麻烦脸匠人，像是不知，也像是不觉，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一锤一錾。洗了几十年，也还是不急不躁，不去赶那些过场，凑那些热闹，真叫人觉得不容易！

罗永才呆望许久，才进了院子。那匠人手并不停，只抬起脸：“你找俺？”罗永才递了一根烟过去，半蹲下，低着腔说：“想麻烦王师傅，给洗块碑。”匠人道：“洗块什么样的？”“要两米的，青白石的料子。什么时候能成？”“打今儿个算，要十日。”罗永才交了押金，匠人接了，放在地上，随手拾块碎石压住，打单褂兜里掏出个纸片递给他。那纸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红指头印子。罗永才写下要刻的字递过去，匠人接了，一字一顿念了一遍，然后折叠成一个小块，装进兜里，讲：“十日后你来拉呗。”就不再理罗永才，低下头，又一锤一锤，洗手下的那块石碑去了。

罗永才第三回去山王，才五六天，他有些不放心。那又是个好天，响响晴。他一直往匠人家里去，进了院子，果然又见那匠人在石料边，坐成一团修行，木了样的，只一锤一锤洗那石碑。匠人望见他进来，也不惊，也不乍，手里也不停，只是讲：“时候还没到呢。”顿了一下，又讲：“来找俺的，都是那样个心绪。不如你就上山上转转，心里就好受了。”罗永才低头看碑，已经洗出个大概，清白厚实，幽深远澈。便敬了匠人一根烟，闲坐片刻，起身往山上去了。

那山也正在春时里，半山的松树，半山的草坡，半山的闲石。春阳暖融融的，温意无尽，枯草里已冒出青青的芽子。那些芽子望去甚有张力，生命的趣味浓厚，又鲜活不尽。罗永才一身的感念，不知怎么作想。再往前走时，山有些陡，树影浓郁起来，就有了些寒意。这时从山上下来一个山民。他看见罗永才，就立住脚，和他讲起话来。罗永才猜他只有五十来岁，他说已经七十七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老伴瞎了，不能再做什么，现时就靠他挑草换些油盐钱。那担草野有七八十斤，担着得走几架山头，罗永才不免感叹几声。老人又说自己身体有些不如往年了，明年那地便得撂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放下担子，只把担子在两肩上换来换去。他和罗永才讲了一气，才分手下山。罗永才再往山上走，一口气上了山顶。山顶有片旧庙剩的墙框子，四面不见人。他默然站了一会儿，才起步再往山下去。到了山下，就又感觉到了春阳的暖意，身上也轻松多了。

几天以后，他叫了辆三轮车，进山驮走了石碑。在清明的前两天，他把青白石碑在亡妻的坟前栽了。

春夜里的一点扰动很快就消失了。附近哪里的鸡叫过一阵子，又都不叫了。天气很晴朗，空气却有凉意。罗永才再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看天上的星星，转过身，慢慢回屋里去了。

（选自《芒种》，有删改）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串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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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