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中国自古便有“侠”。春秋战国时代，豪侠横行，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朝廷对侠客也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侠列传，对“侠”予以正面评价：“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武侠文学起源于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后至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再到明清《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渐成气候。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形成争鸣之势。

中国侠文化与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存在一种对话关系。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一方面在追寻儒家庙堂文化以求社会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寻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态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则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与救人之间，人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更加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时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侠文化的兴盛，都有其时代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所谓乱世出豪侠，乱世亦出制造豪侠的文学。彼时的香港，社会开放，文化自由，但这一方乐土，同时置身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英美等各方之间，各种势力在这里公开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民族融合、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意识出现在金、梁小说中，迥异于传统武侠文学。

20世纪80年代，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文学市场，受到內地文人群体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说，更是从一个通俗小说品种逐渐完成“经典化”蜕变。讽刺的是，伴随着正统文学体系对武侠小说的接纳和认同，它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武侠文化兴于时，亦衰于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个人焦虑感日益加重，导致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大家哪里还需要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他们还意识到，买房、逼婚、失业等现实问题，“侠”也解决不了，自己埋头苦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努力后仍归于失败，一些人便放空大脑，麻痹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欢愉和解脱。这时，武侠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能够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便应运而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虽有凤歌、王晴川、小椴等网络作家继续武侠小说创作，但难复“金古梁温黄”时代之盛况，不过是“独钓寒江雪”。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拥有“英雄梦”，那为什么愿意为好莱坞的各类超级英雄埋单？可能武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潮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节选自张文琪《金庸之后，武侠文化何处去？》）

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 美国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将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这样一部令人有点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 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在居住区外面的马路上，还常看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等。这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背道而驰。

在中国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新闻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倾心于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科学的余味——其实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毫无科学理性可言。

美国科普史上曾出现过一批既从事科研又热心科普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撰写科普文章，把科学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20世纪后这批科学家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出现过这样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廖，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摘编自钮卫星《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巴黎珍本书店“朝圣”记

在巴黎，走路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早晨，从第三区出发，沿着塞纳河一直走到第五区。走累了就坐在河堤旁，一边发呆一边看河面上来回忙碌的游船。也会兴致勃勃地观察乌鸦，看它叼来一大块华夫饼,放在低洼处的水潭里浸泡，然后一口口细致地吃完，多么聪明的鸟儿。漂亮的鸽子们也总是无处不在，当你从包里拿出面包的时候，它们就不紧不慢地踱步到你跟前，咕咕地叫着，理直气壮地问你要吃的。

傍晚，也是走着回住的地方。在老城狭窄交错的街道上转折穿梭，路过一家又一家的面包店、糕点店、餐厅和书店。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餐厅门口的桌子旁也坐满了喝酒聊天的人。总有一些精致的小店,吸引着我停下脚步,驻足在装扮得极为诱人和温馨的橱窗前。有时候是一个手工做的皮夹，有时候是一尊造型有趣的小雕塑。橱窗的角落摆着像菜单一样的价格单，米白色棉纸上面印着名称和价格，纸张和字体都优雅讲究。

那天，我出门早了一些。要走去第八区，得花上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164号。

法布街164号的布莱佐书店是巴黎顶级的珍本书店。1840年创立至今，有着近180年的历史。布莱佐书店一直致力推广书籍装帧艺术,在藏书家和装帧师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到“高大上”的布莱佐书店“朝圣”，是我此次巴黎之行的主要目的。

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街道的喧嚣在我的背后骤然消失。室内的光线微暗，目光被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木书架吸引，书架上一层层摆满了皮装书，书脊上的烫金像是夜空中闪烁的点点星光，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Bonjour!”

穿白衬衫的店员抬起头，朝我笑着打招呼。

心脏怦怦跳动，像是要不受控制，我的声音微微颤抖：

“Bonjour,呃……其实，我不是来买书的……”

我一边语无伦次地比划着，一边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做自我介绍，店员一直微笑着点头，认真地听我说话。

“我能翻看书架上的书，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吗？”

他会意地笑了起来：“我叫马克，是这里的老店员。书随便看哦，非常欢迎。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

我贪婪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捧在手里细细欣赏翻看。对于爱书人而言，布莱佐书店真是个宝库，随意抽出的一本书，都可能是顶级的名家装帧。既有烫金精细繁华的古典装帧，又有金属或者玻璃材质的现代艺术装帧，让我惊叹不已。

与马克聊天，得知马克也是一位资深书痴。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能天天与书为伴，才到布莱佐书店工作的。“在巴黎，没有比布莱佐更有意思的书店了！我大概会一辈子待在这里了！”马克一脸真诚地说着。

此时，一位穿着体面的西装，提着黑色手提包的老先生推门进来了。马克和他打招呼，他只轻轻嗯了一声，满脸严肃的神情，径直走到书店最里面的小房间。

“这是我们店主，克劳德先生！”马克边说边跟着走进去，和老先生快速说着话。

老先生朝我这边看了看，脸上的表情似乎舒缓了不少。他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小房间里有一面镶嵌着彩色马赛克玻璃的大窗户，光线透进来，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他露出浅浅的笑容，一边打开一个上锁的书柜一边说：“我叫克劳德，听马克说你很喜欢装帧呢，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店的私藏？”

克劳德先生一本本向我展示着他挑选出来的私藏，这些书代表着法国装帧不同时期的精湛工艺，有些技术甚至可能已经失传了。他说自己既卖书也爱藏书，有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干脆就不卖了。“但是，你知道的，真正的顶级好书，我自己也是留不住的，总有人比我更喜欢。”

克劳德•布莱佐是书店的第三代继承人，他说这个书店仍然保留着祖父的痕迹：木书架是祖父专门找人定做的，已经上百年了；小房间的马赛克玻璃窗是祖父找艺术家朋友制作的；角落里的古董电话机，是祖父那个时代装的，早就不能用了，他依然保留着……

“书店快两百年了，在外人看来，我们应该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了。”他边说边叹气：“哎，其实我们书店还欠着银行好多贷款呢！”

“说真的，如果把这些书都卖了，我的确会很有钱，很有钱哦！”他朝我笑笑，摊开手耸耸肩：“但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太无趣了！人活着就得过得有趣，不是吗？”

他说，几乎每一天，书店里都会迎来新的访客。“他们不一定会买书，有些人甚至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珍本书。但是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爱书人的幸福和期待。”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天，翻书，拍照，直到书店关门。

我推开门，又迎来了街道的喧嚣，此刻夕阳斜斜地打在脸上，暖暖的。

离开法布街，到转角不起眼的面包店买了羊角面包。包装纸袋上，简单印着“创立于1892年”。

1837年的爱马仕，1854年的路易威登，1840年的布莱佐书店。

这些就是法国人的日常与奢侈。

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时候，我刚好在现场。看到一件美丽的事物在眼前消逝，不禁伤心惋惜，竟也久久沉默无言。巴黎的人们似乎并不热衷讨论这件事，继续着平常的生活、工作，偶尔淡淡地说，修好就可以了嘛。这种静默无言的守护，其实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吧！

正如，我们这些爱书之人，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寻着书籍发出的微弱而清晰的光，来点亮并指引着我们世俗的生活。也是用一种静默，守护着美丽书世界。

化 妆

伍建强

上大学那会儿，女生都爱扎堆儿，你三个一群，我五个一伙，一块儿上食堂吃饭，一块儿到图书馆晚自习，甚至闹起别扭来，也是拉帮结派的。

315是新组合的宿舍，一共六位姐妹。新学期刚开始，就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五个人，吴莎莎、谭芳、曾丽、刘思琦，还有我；另一派，就只有陆小璐一个人了。

其实陆小璐长得很漂亮，她站到人堆里头，一眼看去，很容易就能找出来。用时兴的说法，陆小璐有着一张“明星脸”。这也就算了，偏偏她还特别臭美，每天都化妆，一大早就起来试穿衣服，弄得自己跟赶演出似的，衬得宿舍里其他姐妹都像“灰姑娘”一样。加上陆小璐很少主动与人说话，一到周末总有人开车来接，慢慢地，与大家便有了距离。

可是有一段，陆小璐突然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虽然天天还是一大早就起来化妆，试穿漂亮衣服，但她的精神明显没有过去好。睡在下铺的吴莎莎告诉我们，她经常半夜还听到陆小璐在上铺翻来覆去的。

我们都想，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吧。果然，从周一开始，陆小璐就没有回宿舍。刚开始几天，谭芳和曾丽还说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可时间一长，我们都开始担心起来。刘思琦是寝室长，想给陆小璐打电话机，一问，才发现我们五个人都没有记她号码。第二天，有人开车过来拿陆小璐的铺盖衣物，大家都担心地问怎么回事。来人说，小璐特意叮嘱我转告大家，她要请假半年。

请假半年？我们都挺疑惑的，但这种事也不好细问。还是曾丽机灵，周一的时候，她去问辅导员。辅导员说，你们不知道吗？陆小璐请假做手术啊。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都很难过。虽然大家都不喜欢陆小璐，可她也不是什么坏人啊。刘思琦几个便四处打探她的消息，原来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糟糕：陆小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一直不敢做手术，最近检查，发现不能再拖了。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将要接受四次手术治疗，手术成功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但每一次都有很大的风险。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宿舍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连续几个晚上，都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还是刘思琦拿的主意，大家一块儿去医院看望陆小璐。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们的心都慌慌的。在白色的病房里，我们见到了陆小璐，她正认真地对着一面镜子描眼线，打腮红，涂唇彩。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临危病人的迹象。忙完了，她转过头来，一眼就看到了我们几个，脸上闪过一丝惊喜。接着她连忙将头背过去，说，你们来了，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过了一会儿，又缓缓地回过头来，说，其实很久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了，没什么啦，瞒大家那么紧，是不想让更多的人为我担心。

姐妹几个都不知说什么好。陆小璐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有说有笑地告诉我们，下午是第一次手术，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一上午都在给自己化妆，我参加过别人的追悼会，殡仪馆的人化妆很差劲的，我可不想死那么难看……

等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的脑袋里都是一片空白，甚至连互相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终于，陆小璐被人从手术室推了出来。手术很顺利，她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仿佛睡熟了一般。一圈人将她送回病房，315的几位姐妹一块儿回家，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

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地去过医院几回，也陆陆续续地听到她手术成功的好消息。大家都为她感到开心，这个陆小璐啊，真不是一般人，每次上手术台前，她都要给自己化妆，每次都是那么地一丝不苟，就好像她要去的地方不是手术室，而是准备去赴一场晚宴。

但最后还是没能如愿。第四次手术前几天，陆小璐突发高烧，接着昏迷了几天，就再没有醒来。事情来得太突然，当我们接到通知赶到殡仪馆时，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在给陆小璐化妆。

我们看着安安静静地躺着的陆小璐，她瘦了，脸上的颧骨明显地突了出来。那个胖女人正在给陆小璐描眉毛，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用心，将一条眉毛画得弯弯曲曲的。我们都无声地哭了，平时最讨厌看陆小璐化妆的吴莎莎，突然很激动地冲上去，一把就夺过了那个胖女人手中的眉笔。胖女人露出一脸的不解。吴莎莎大声叫道，你怎么可以把她的眉毛画得这么难看！

胖女人很诚恳地说，不要难过，人死不能复生。吴莎莎哭着将眉笔丢到地上，说，她很漂亮的，求求你，你不可以把她的妆化得这么难看的！……

第二天是追悼会。陆小璐的亲属怕我们再次“激动”，就没让我们参加。那天是星期六，天阴沉沉的，我们315的五个姐妹静静地守在宿舍里，不知是谁先开始的，我们都含着泪、对着镜子开始化妆。我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一个叫陆小璐的美丽女孩儿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