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这一情结贯穿于毎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

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这种解构是对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误读与肢解。目前，这种“误读”与“肢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审美斜视”，对真实涌现或经艺术塑造的英雄形象拒绝认同，强行以所谓的“生活逻辑”与“国民性反思”来质疑其真实性。如有人认为刘胡兰年龄那么小，何以能经受住死亡的考验？且不说这样的质疑有无对英雄的基本敬畏，单就是这样的解读视角就让人匪夷所思。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急速成长的时代，怎能以我们现在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来强行规约刘胡兰？何况，刘胡兰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体现出同龄人所难以达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成长高度，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历史的幅面上凸显出来，成为凸显本民族最“新鲜的激情和行动”的“这一个”。

其二是“偏向还原”，即在一种理性强推的逻辑下，以历史肌理的内在丰富性为借口，片面认为历史结果的形成是多元路径交汇的产物，是无数历史线索偶然碰撞所致，从而达到颠覆英雄、污化英雄的目的。如这两年网络媒体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就是典型。这样的质疑至少在认识历史真实性上有三个误区。首先，缺乏看待历史事件的整体视野。尽管构成历史事件的活动是多元的，但这些活动中必然有一种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历史事件以这样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反映在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历史事件上，这种核心力量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其次，缺乏审视英雄形象的辩证态度。英雄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只要他在历史行进的关键之处，做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也难以做出的行为，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标杆。如果置历史事件的根本结果不论，单在一些细节上大加苛责，狭隘地认为英雄的一切必须绝对完美，必然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再次，缺乏评价历史事件的客观立场。从各种历史材料来看，狼牙山五壮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五个战士的身份、弹尽粮绝的事实，及最后跳崖而亡的壮举，都经得起文献的佐证和历史的考量。如果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单纯放大一些根本无法撼动历史事件基本结果的偶然性元素，显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只见斜枝不见主干、只见泡沫不见河流的认识倒置与精神偏狭。

其三是“肆意解构”，即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对已有的英雄形象与革命叙事进行肆意解构，消解英雄身上的庄严色彩，横加填塞世俗化的叙事元素，致使英雄完全沦为浑噩之徒。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本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春来茶馆的女老板，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伪军巧妙周旋，体现出极高的生存胆略和艺术魅力。而同名小说《沙家浜》则把阿庆嫂设定为一个与伪军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两边都有私情的江湖人。于是，春来茶馆变成了藏娇褛，胡传魁与郭建光变成了采芳客。这样毫无道德底线的解构，凭借的是取消历史阶段性特征、荡涤英雄主义精神的泛人性主义的逻辑，体现岀对历史和英雄个体的极端无知与轻慢。

上述矮化英雄的“思潮”，其悖谬之处根本上就在于对“文本历史性”与“历史文本性”的机械理解。“文本历史性”是指文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生产、建构的，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文本只有镶嵌在特定的历史橱窗中才得以可靠地诠释。而“历史文本性”是指历史还具有叙事的一面，但历史的这种叙事特征，绝非无根由、无逻辑、无整体意识的纯主观叙事，对历史事件、历史动力、历史结果的客观再现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前提。

（摘编自惠雁冰《英雄经典——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诗》）

成思危的三次人生转折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因为他发现了许多社会弊端，他希望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D．成思危一生自强不息，主要体现在他“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在女儿12岁生日时他把父亲给他写过的“自强不息”又写给女儿。E．文章围绕成思危的一生，选取他人生中的三次重要选择，赞扬了他崇高的人格精神，主题鲜明突出，所选的事例也非常典型。【小题3】成思危“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为了改变我国科学研究原创能力薄弱的现状，近年来人们对原创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原创文化是一个国家科学创造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它旨在追求卓越，激励人们既要焕发自己的创造力，也要努力吸纳前人的思想。原创文化提倡广泛交流、全面开放。正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上的许多原创性成果都是在学者们的思想交流、观念碰撞中孕育产生的。萧伯纳说得好：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人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那么每人就同时拥有了两种思想。原创文化的精髓在于维护学术自由，这源于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特点，原创的东西一般在开始时不易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它们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扼杀了。当前，我国科学研究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理论的探索重视不够；企业重技术手段的模仿应用，轻自主创新研发；科研机构追求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轻问题本身的探究……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科学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亟须完善，原创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给哲学系一年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讲义一反前例。当时顾颉刚也选了这门课，他后来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的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能可贵。

(选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有删改)

②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