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后，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581任务。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并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1961年4月前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每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发己见、畅所欲言。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列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座谈会延续3年，其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摘编自张劲夫《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材料二

2019年6月5日12时6分，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将技术试验卫星捕风一号A、B星及五颗商业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首次在海上实施运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落区安全是内陆发射任务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落区的选择不仅制约发射轨道设计，也可能影响火箭的运载能力。而通过海上航行，可以远离人口稠密地区，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落区，解决安全问题。在临近赤道的地方发射卫星，不仅能节省卫星调姿变轨的燃料，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自转为火箭省力，但即使是我国最靠南的文昌卫星发射中心，位置也在北纬19度。在海上发射，则可以填补我国0至19度倾角卫星发射能力的空白，满足各种倾角卫星的发射需求，还能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助推中国航天走出国门。此外，海上发射可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民用船舶资源、港口资源、测控资源，社会资源的深度参与，实现了航天技术与海洋工程的有效融合，将带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次发射的捕风一号A、B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将实现小卫星編队探测海面风场的突破，提高全天候海面风场探测能力，从而提升我国台风监测和气象精准预报能力。

（摘编自新华社《我国首次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技术试验区的成功》）

材料三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9年6月5日报道称，这是中国太空计划的发展里程碑。报道指出，尽管此前世界已有先例，但是近五年的时间里，海上发射一直无人问津。“长十一”这一次的海上首秀，实现了“航天+海工”的技术融合，突破海上发射稳定性、无线通信可靠性等关键技术，全面验证海上发射技术流程，可为后续大规模的海上发射奠定基础。台湾《旺报》2019年6月6日发文称，大陆首次在海上进行航天发射，填补了远载火箭海上发射的空白，为大陆快速进入太空提供了新的发射方式。文章称，大陆近年来在航天领域的发展已经直追美国与俄罗斯，靠的就是雄厚的国力基础，以及年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这也可以看出，在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之下，大陆航天发展在腾起般飞跃，未来更有可能主宰航天领域。

摘编自参考消息《境外媒体关注中国海上成功发射火箭：填补空白，显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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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2017年到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已经从平稳增长期过渡到了快速增长期，2018年超越的势头迅猛，半年总量已经接近9亿元。其中。纸质书刊的销售增长明显。同时，新媒体科幻产业已经悄然兴起。科幻音频作品出现，网络综艺涉足科幻题材。这些对科幻爱好者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产科幻影视状况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自主摸索出的国产科幻网剧和网络大电影生存模式正在形成。

此外，中国科幻产业的活动多样，主要有科幻产业发展闭门会议、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座谈会、科幻主题TED演讲秀、高质量科幻专题论坛、高校科幻主题辩论赛、科幻艺术展及创意市集等。

(摘编自《2018中国科幻产业掀起小高潮》)

材料二：

(摘编自《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

材料三：

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于一种很初步、规模很小的状态，长期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群体也很小，同时鲜有影响力大的作品。此外，目前中国科幻文学的市场不大，除了个别的畅销书以外，一般的科幻小说也就只能卖出几千册。

当然，虽然中国的科幻文学还处在一个比较幼稚的萌芽阶段，但年轻的读者对于各种科幻题材和形式的接受程度非常高，这将给予科幻文学创作无限的可能。实现中国科幻产业的繁荣，重点要扩大科幻迷群体、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培养出版、影视、游戏等各个环节中既具备行业素养又了解和热爱科幻的专业人士。即使目前对世界的影响力有限，但发展空间广阔，中国科幻产业仍有迎来黄金时代的可能。

(摘编自《中国科幻产业需要共同守望“黄金时代”》)

材料四：

11月25日，以“幻想无界，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闭幕。与会专家表示，科幻活动目前已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但当前科幻活动总体上分布过于分散，各地科幻活动尚未形成群聚之势，高校科幻社团组织以校内活动为主，社会影响力较小，缺乏长效性的活动模式。虽然中国科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渐从相对单一的品类向出版、漫画、影视、衍生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但是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让每个参与主体发挥好各自的长处。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表示，无论是科幻电影还是其他衍生品，优质的内容是产业的源头。要想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应给科幻作家营造更好的创作环晚。

与会者认为，出版界和网络阅读平台应当在挖掘有潜力的科幻作家上给予支持。同时，走出去与世界交流对拓展中国科幻影响力很重要。再者，我们要设立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大奖，强化影响力和权威性，有效吸引、激励创作者和产业界投身科幻产业。另外，当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科幻文学，我国有必要拓宽研究领域。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还认为，科幻发展还需要科学普及来推动。

(摘编自《中国科幻，前景乐观》)

材料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亿至5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众多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挥发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有一部分易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 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材料二：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一批5-10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金矿石。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品牌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问题经常会和回收商产生分歧。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材料三：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以及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今年3月，在推出iPhone 7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弃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材料四：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

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此外，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

大众媒介在塑造偶像时，热衷于塑造能够带来娱乐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娱乐化偶像，如影视歌星、体育明星等，使本应多元化的偶像塑造，呈现出单一的、片面的、娱乐化的景象。于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也以娱乐偶像为主。

如今，几乎每家电视台，每个频道，每家纸质媒体，每家网站，都开设了常规性的娱乐栏目、娱乐板块和娱乐网页，对娱乐明星感情生活、日常出行、演艺工作、时尚消费等等事无巨细地跟踪报道，甚至连易中天这样的文化精英，也被塑造成堪比演艺明星的偶像巨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早在2003年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对2710名大中学生进行“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专题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大部分青少年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娱乐活动，他们的崇拜行为主要集中于模仿偶像行为、参加“粉丝”团活动、纵情谈论维护偶像等方面。许多青少年可能对记英语单词一筹莫展，但对娱乐偶像的血型、星座、爱好、绯闻逸事却能如数家珍。而20世纪以来因疯狂崇拜娱乐偶像而发生的悲剧也数不胜数，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温州某中学生没见到赵薇而自杀事件、香港某女生因张国荣离世而跳海等等。

选自《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策略》有删改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选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有删改）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选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有删改）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超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选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就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国歌的宣传教有、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国歌法并非中国独有。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都有单独的国歌法，对播放国歌的场合、奏唱国歌时的相关礼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新加坡，如果有意不按官方安排奏唱国歌，或奏唱国时无合理原因不起立致敬的，将被起诉有罪，并最高处以1000美元罚金。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演唱国歌时，如果有国旗展现，穿制服的军人行军礼，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向国旗立正，右手放在心口，行“效忠礼”。

（摘编自杜茂林《“为歌立法”：国歌背后的理智与情感》）

材料二：

材料三：国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在校园、奥运赛场、边防哨所……每次奏响的国歌都是对祖国和民族精神的一次礼赞。”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说。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原局长金雪萍表示，对国歌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醒，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结晶的崇高敬意。法律中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国歌的具体规定，对社会公众兼具教育、引导以及惩戒等多重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原主任武增强调指出，那种把维护国歌尊严与所谓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家要对公民合法的权益予以保障，同时公民不得滥用自由和权益。对辱没国家的尊严、损害民族感情、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法律的追究和制裁。

（根据《法制日报》和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四：2017年10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两个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国歌法，属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基本法规定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国歌法通过并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依照法定程序分别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他们均认为，将国歌法列入两部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符合两部基本法的规定，是适当的。香港、澳门社会普遍认同这部全国性法律属于

两部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说明还指出，近些年香港发生了一些不尊重国歌的事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社会价值底线，引起包括广大奇港居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有效防止并处理这类行为，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将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就更加具有迫切性和现实重要性。

（摘编自新华网《国歌法拟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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