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举进士甲科，知会稽县。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以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为政有能声，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公亮明练文法，更践久，习知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每咨访焉。仁宗末年，琦请建储，与公亮等共定大议。密州民田产银，或盗取之，大理当以强。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虽强，与盗物民家有间矣。”固争之，遂下有司议，比劫禁物法，盗得不死。契丹纵人渔界河，又数通盐舟，吏不敢禁，皆谓：与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后将奈何？雄州赵滋勇而有谋，可任也。”使谕以指意，边害讫息。英宗即位，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帝不豫，辽使至不能见，命公亮宴于馆，使者不肯赴。公亮质之曰：“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熙宁三年，拜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明年，起判永兴军。居一岁，还京师。旋以太傅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帝临哭，辍朝三日。公亮方厚庄重，沉深周密，平居谨绳墨，蹈规矩；然性吝啬，殖货至巨万。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凡更张庶事，一切听顺，而外若不与之者。常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世讥其持禄固宠云。

（节选自《宋史·曾公亮传》）

刘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曾大父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泽而下，遂为邢人。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后弃而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 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后数岁，奔父丧，赐金百两为葬具，仍遣使送至 邢州。服除，复被召，奉旨还和林。上书数千百言，世祖嘉纳焉。癸丑，从世祖征大理。明年，征云南。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隆。燕闲顾问，辄推荐人物可备器使者，凡所甄拔，后悉为名臣。至元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 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他如顽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十一年，扈从至上都。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

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有文集十卷。

（选自《元史·刘秉忠传》）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谗太子建。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曰：“王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平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太子建亡奔宋。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子胥逐亡。至昭关，昭关欲执之。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五年而楚平王卒，轸立为后，是为昭王。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既立，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四年，吴伐楚，伍员大破楚军于豫章。九年，阖闾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五战，遂至郢。昭王出亡。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节选自《史记·伍子胥列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