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课改应付不了考查能力的高考

李新玲

今年北京地区高考分数每个批次均上涨几十分，一本录取比例由于指标缩减而略有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东城区考生的高考成绩和上线率均好于去年，一本上线率连续3年保持六成以上，本科上线率连续3年保持九成以上。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的课改专家发出感叹：“这归功于扎实的课改。面对考查能力的高考，假课改行不通！”

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的现状，减轻学生负担，推行素质教育，是我国第八次课程改革纲要明确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公众对新课改寄予的期望。但是在很多地方，教师反映新课改后教学难度加大，学生课业负担加重。也出现过一些怪现象，比如一个地区或者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或者教学改革，往往是有头没尾，或者是在高考这一关上败下阵来。在课改专家看来，这是因为教师没有领会新课改的精神实质，是走偏了的“课改”。

今年是北京市高中实行新课改的第6个年头，而义务教育的课改也正好走过了12年，完成了基础教育的一个完整批次，今年的考生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进入了新课程改革的实践。所谓“假课改”是指有的学校虽然进行了课改，但课程形式、教学方法仍没有真正改变，老师还是课堂的主角，填鸭式满堂灌，大量作业重复训练。

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常务副主任郑克强介绍，在东城区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传统课堂，启发式、讨论式课堂比比皆是，不仅是高考的9大科目，音、体、美等学科也在探索自主课堂。

有一所这几年高考成绩和社会声誉提高较快的学校，它创建了“五步自主高效课堂”，就是要求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在家完成“自学案”，之后在课堂上分为五步走：第一步课堂上组内交流讨论，第二步按小组进行答案讲解，第三步同学相互提问讲解，第四步教师进行进一步的讲解，第五步完成“检测案”。

这种教学模式最大的改变在于，将传统的教师教学为主改为学生在家自学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相互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鼓励学生发言，还制定了分数奖励制度，分数由组长记录，放学之前交给班长，由班长进行每个小组的分数统计，评出优秀小组。

研修中心对该校教师教案进行抽查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师每堂课讲课的时间都不会超过20分钟，其余是学生提问题或者师生共同讨论时间。这套教学改革方案的成效在高考中得到体现，在今年的高考中，这所学校近八成的学生总分超过600分，创历史新高，一本上线率连续3年突破99%。

北京朝阳区教委近日也对辖区各校高考成绩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无论是一本上线率还是其他分数段比例，今年的均是历年来最高的，有8所学校本科上线率达到100%。他们发现，不管是这8所学校还是其他高考成绩有所提升的学校，它们都是课改有尝试、有作为、有成果的学校。

在北京各区总结课改成效与高考关系的同时，山西一所一直坚持“超课改”的学校——山西运城市新绛中学也传来好消息。一本、二本上线率均比去年有所提升，这已经是这所学校连续4年一本二本上线率上升。起点就是2008年山西开始的高中课改，“问题解决式”学习是新绛中学课改的精华。

自实行课改以来，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在提升，前两年每年提升10%，2011年的高考二本上线率一下子提升了30%，2012年和今年，一直在延续上升的势头。

新绛中学校长宁致义认为，这是坚持真正课改，坚持把新课改的目标“自主、探究、合作”落实到每节课，落实到每个教师和学生身上的结果。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级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一时间，垃圾分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时尚”。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从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看，2013～2017年，上海、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稳居全国前两位。五年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736.0万吨、742.7万吨、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北京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671.7万吨、733.8万吨、790.3万吨、872.6万吨、90l.8万吨。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已高达900万晚/年，亟待通过垃圾分类破解“垃圾围城”难题。

2005～201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年均增长率为3.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平均增长率甚至接近7%，出现了垃圾减量每年“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已迫在眉睫。

（摘编自矫旭东《上海垃圾分类如何引领“新时尚”》）

材料二

早在2000年6月，我国就将8个城市列为垃圾分类试点，但时至今日，垃圾分类面临的最大尴尬仍然是很多人因为分拣意识不够而“拎不清”。

“一些城市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没有从培养一代人的文明习惯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充分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导致目前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基础了解层面，还需要加强引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指出。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说：“我们通过七年的研究发现，垃圾分类要获得居民认可，社区里的志愿者及值班很重要，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比单纯的信息传递更能让居民认识和实施垃圾分类。”在他看来，志愿者不是单纯的督导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上门拜访，与居民的平时交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等等。

（摘编自光明网《垃圾分类如何“拎得清”》）

材料三

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的推进，不仅促进变废为宝，还催生出了垃圾分类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他们用互联网在线接单，上门回收固定种类废品。一名上门回收员表示，自己目前己靠“收垃圾”月入过万。

垃圾分类是进行垃圾减量化、集约化、无害化等科学处理的基础性工作，看似寻常却不容易，既要严格遵守程序规范，进行有效的细分，又要按照分类处理的原则进行精准投放，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形成了一定的生活成本和日常负担，一些市民原有的处理习惯难以短期内改变。细分化时代，若是没有专业服务的介入和替代，垃圾分类的日常化处理，就会遭遇各种因素的限制。

垃圾分类上门回放行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业态、新职业的产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首先，实现了“专业人办专业事”的服务升级，可以解决“生活垃圾怎么分”所造成的困扰与麻烦。其次，激活了参与的源动力，减少了拾荒者、废品回收站等中间环节，把一部分利益让给市民，同时可回收再生资源的品质也更有保障。再次，垃圾分类上门回收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拉长和延伸了产业链。最重要的是，回收员上门回收，连接了垃圾从收集存放到运输处置的全过程，成为首尾两端的纽带，继而产生闭环和聚合效应。

（摘编自唐伟《垃圾分类上门回收是服务升级下的多赢之举》）

朋友圈：重建流动的“熟人社会”

①博客引领风骚三两年就被微博替代，“你微博了吗”一度变成问候语，微博号不仅像电话号码一样在朋友、熟人间流通，还兼容粉丝和陌生人。微信后来居上，成为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微信吻合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隐蔽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重要“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撒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节选自申霞艳《“微时代”：消逝的闲暇与自由》）

“您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事项？”一句贴心的问候之后，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和办理具体事项。这是桥西区大境门街道西岔社区为辖区居民推出的便民代办服务，大大地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社区居民事务代办是项新生事物，社区事务代办是社区面向居民展现社区服务居民的一种体现，它考验和提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西岔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小乐这样说。

帮老年人代缴水电气费、替残疾人办残疾证、义务修家电……桥西区西岔社区自成立社区代办站以来，替居民办小事、管“闲”事，至今，已为900多位居民代办事务。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走进社区服务站办理各类事项，社区服务代办站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摘编自张家口新闻网《“代办站”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让贫困户精准脱贫，关键要解决好精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贫困群众自己能造血，自己能长肉。”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感慨地说。

随着精准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稳步提高。“就扶贫对象来说，容易帮扶的基本都帮扶完了。尚未脱贫的，有的是因为残疾、重病导致劳动能力欠佳，有的是因为生活环境确实恶劣，脱贫缺乏条件，但也有极个别贫困户就想躺在扶贫款上睡大觉。”吴金笔代表说。吴金笔代表建议，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中，必须更精准地施行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缺乏脱贫动力的扶贫对象，要注重“扶志与扶智”，逐步减少直接补贴，引导他们勤劳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认为，今明两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更加艰巨。不过，越是如此，越要克服“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问题，注重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宁德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精准。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多年来，宁德历届党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工作，久久为功，如今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在建档立卡中，宁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根据不同贫困户的现实处境精准施策：缺资金的，就通过小额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缺项目的，就帮助引入符合家庭实际的项目；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就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采购；等等。通过精准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改变生活现状的热情。

（摘编自2019年3月15日《经济日报》林火灿《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后一公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比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要让抗癌药进医院，把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做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顶层设计要见成效，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农村医疗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打通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等，都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如今常用来指代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政策措施有没有落到实处，各项工作能不能起到实效。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也正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导致政策不落地，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摘编自2019年3月14日文汇时评《不让“最后一公里”梗阻百姓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