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夷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歔歔如畏然。及成王用事，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作此以诫成王。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史记·鲁周公世家》)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

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领兵防守，帝舍业南行。后袭爵晋兴县五等男。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萧惠开雅有知人鉴，谓人曰：“昔魏武为洛阳北部时，人服其英，今看萧建康，但当过之耳。”

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于寻阳，朝廷惶骇，帝与楮彦回等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谋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余并注同中书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帝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出新亭，筑新亭城垒未毕，帝解衣高卧，以安众心。

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其别率杜黑蠡急攻东垒，帝挺身上马，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帝厉声呵止之。贼帅丁文豪设伏，王道隆、刘勉并战没。初，勉高尚其意，托造园宅，名为“东山”，颇忽时务。帝谓曰：“将军以顾命之重，此是艰难之日，而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勉不纳，竟败。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壬戌，皇帝崩于临光殿。群臣上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深沈静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及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导，以长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异物皆令随例毁弃。每曰：“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下，移风易俗。其弘厚如此。

（节选自《南史·齐本纪》）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祖烈,周骠骑大将军,历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绍幼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

义旗建,绍自京间路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建成谋于绍曰:“追书其急,恐已起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绍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大军发晋阳,兼领马军总管。将至霍邑,绍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势，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师若到，必来出战，战则成擒矣。”及义师至,老生果出,绍力战有功。下临汾,平绛郡,并先登陷阵,授右光禄大夫。隋将桑显和来击,孙华率精锐渡河以援之,绍引军直掩其背，与史大奈合势击之，显和大败，因与诸将进下京城。

武德元年，累迁左翊卫大将军。寻从太宗平薛举,破宋金刚,攻平王世充于洛阳,擒窦建德于武牢,封霍国公，赐实封千二百户,转右骁卫大将军。吐谷浑与党项俱来寇边,命绍讨之。虏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虏大溃,斩首五百余级。贞观元年,拜右卫大将军。二年,击梁师都于夏州，平之。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七年,加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改封谯国公。十二年,寝疾,太宗亲自临问。寻卒,赠荆州都督，谥曰襄。

(选自《新唐书·柴绍传》,有删改)

偃虹堤记

欧阳修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¹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常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取材于《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