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指引命运，书繁衍书，一支小火被点燃，是借另一支要寄身其中的蜡烛。

——〔阿根廷〕博尔赫斯

南 方

豪·路·博尔赫斯

①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瓦街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他的祖父是福音会的牧师，他的外祖父是被长矛刺死的作战步兵，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达尔曼选择了浪漫主义死亡的家世。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南方的一个庄园，那处产业原是外祖父家族的，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房子。也许是琐碎的事务，也许是懒散，将他一直羁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这个庄园，确信他在平原的家在等他归去。

②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威尔版的《一千零一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便匆匆走上楼梯，却不想谁油漆了窗子，忘了关上，害他划破了头。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千零一夜》里的插图在他恶梦中频频出现。大夫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拍X光片，他坚强地忍受了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败血症几乎让他送命时，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失声哭了。过了不久，他开始好转，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

③达尔曼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列车启动后，他取出《一千零一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醒来了，他想道，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

④列车吃力地停住了，没有停在惯常的车站，而是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周围几乎是一片荒野，站长告诉他远处的一家铺子里也许能找到一辆车。

⑤达尔曼步行前去杂货铺，太阳的余辉把深切阒静的平原映照得更辉煌。店主说可以送他，为了消磨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这里吃晚饭。 一张桌子旁有几个雇工又吃又喝，闹闹嚷嚷；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柜台蹲在地下，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心想像这样的高乔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很难见到了。

⑥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是一个用面包心搓成的小球，显然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他。达尔曼有点纳闷，当它什么也没有发生，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现实。几分钟后，另一个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雇工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进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站起身，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

⑦“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

⑧达尔曼觉得这些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雇工的寻衅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也不是；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

⑨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满口脏话，掏出长匕首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

⑩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乔人，朝他扔出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然而，这件武器在他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作用，反而给人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⑪“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⑫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⑬《一千零一夜》孤独地平摊在酒桌上，庄园在稍前面一站远等他归去。达尔曼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出了门，向草原走去。

(王永年译，有删改)

刀疤

阿根廷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场过夜。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芒斯特省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赶紧拐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我转过身，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替他倒了一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格地盘问我，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在发烧，说肩膀痛得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

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了。穆恩在图书室里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点钟回，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的黑走廊和使人晕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