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美）海明威

深秋，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祷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跟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

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

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三天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桥畔的老人

海明威

一个满身尘土，戴着一副钢边眼镜的老人坐在桥畔。

这是一座浮桥。桥上车水马龙，汽车、卡车、男人、女人，还有小孩，蜂拥地渡过河去。一辆辆骡拉的车子靠着士兵推转车轮，在浮桥陡岸上摇摇晃晃地爬动着。而这个老人却一直坐在那里，木然不动。他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再迈动脚步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了解桥头周围的情况，摸清敌人的动向。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回到了桥畔。这时，桥上的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寥寥无几，而这个老人还是坐在那里。

“你是哪里来的?”我上去问他。

“从桑·卡洛斯来的。”他说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桑·卡洛斯是他的家乡，所以一提到家乡的名字，他感到快慰，露出了笑容。

“我一直在照管家畜。”他解释着。

“喔。”我对他这句话似懂非懂。

“是呀，”他继续说，“你要知道，我在那里一直照管家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桑·卡洛斯的呐。”

他看上去既不像放牧的，也不像管理家畜的。我看了看他那满是尘土的黑衣服，看了看他那满面泥灰的脸颊，和他那副钢边眼镜，问道：

“是些什么家畜呢?”

“好几种，”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没有办法，我是不得不和它们分开的。”

我注视着这座浮桥和这块看上去像是非洲土地的埃布罗三角洲，心里揣摩着还有多久敌人会出现在眼前，也一直留神地听着是否有不测事件发生的联络信号声。而这个老头仍然坐在那里。

“是些什么家畜呢?”我又问他。

“共有三头家畜，”他解释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一定要同它们分开吗?”

“是呀，因为炮火呀!队长通知我离开，因为炮火呀!”

“你没有家吗?”我问的时候，举眼望着浮桥的尽头，现在只有最后几辆车子正沿着河岸的下坡，疾驰而去。

“我没有家，”他回答说，“我只有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家畜。当然，那只猫没有问题，它会照管自己的，可是，其他的牲畜怎么办呢?”

“你的政见怎样?”我问他。

“我毫无政见，”他说，“我今年76岁，刚才走了12公里，现在已经寸步难行了呀。”

“这里可不是歇脚的好地方，”我说，“要是你还能走的话，你就到去托尔萨的叉路口公路上，那里还有卡车。”

“我等会再去。那些卡车往哪里去呀?”

“朝巴塞罗那方向去的。”我告诉他。

“那个方向我没有熟人，”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他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地望了望我，似乎要谁分担他内心的焦虑似的。然后说：“那只猫没有问题，我心中有数，不必为它担心。但另外的几只，你说它们该怎么办呢?”

“嗯，它们可能会安然脱险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罗，”我说时，又举目眺望远处的河岸，现在连车影也没有了。

“我是因为炮火，才不得不离开的。而它们，在炮火中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打开鸽子笼?”我问。

“打开了。”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对，对，它们会飞的。……但另外的牲畜呢?唉，最好还是不去想它们吧。”他说。

“要是你已经歇得差不多了的话，应该走了。”我劝着他，“站起来，走走试试吧!”

“谢谢，”他边说边挣扎着站起来，但身子一个摇晃，朝后一仰，又跌倒在尘土中了。

“我一直在照管那些家畜，”这时，他说话的声音单调、刻板，也不是在对我说，“我一直就是照管家畜的。”

此时此刻，我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那是复活节后的星期天，法西斯军队正朝埃布罗推进。阴霾的天空中，云幕低垂，一片灰暗，连敌人的飞机也无法上天。

猫儿会照管自己，飞机没有上天，这就是那个老人能碰上的全部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