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船

英西蒙·范·布依

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当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发的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部，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

清晨来临，我当班结束，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画着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却从不能假装悲痛。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首先，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我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因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又让我想起了里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前，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我只是想转向里奥，冲他做鬼脸，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我愿意认为，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他们是在也同样照耀着我们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月亮，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告诉我，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

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大多数人正要醒来。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雾气消散开来，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

（有删改）

战争狂还是理想主义者——人类暴力迷思

暴力趋势下降的这区区几千年时间对于整个人类演化的整个进程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我们的暴力基因并未消失，然而史蒂芬·平克认为，当今世界人性已经随文化的改变而发生改观，包括政治、法律、贸易和道德观等层面。日趋增长的世界主义倾向使得我们能间接体验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并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群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中却依然普遍得令人吃惊。其他动物会为了有限的资源或心仪的配偶而相互争斗，但人类不仅会出于生物的本能，还会为文化的原因而大打出手。只有我们人类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或价值观而奔赴战场。这令人类冲突的本质格外扑朔迷离。幸好，我们已经初窥门径，逐渐洞察出集体暴力在历史中渐渐减少的原因。这是有实际意义的：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一些棘手的冲突。

我们不是唯一会实施群体攻击的物种。一群狼会组织起来消灭敌对狼群的成员；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会与附近种族的“部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与黑猩猩演化出了同一个联合心理来刺激我们进行集体攻击。区别在于，黑猩猩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取领地，我们的目的却复杂得多。

社会心理学家们早就意识到，引导人们进行群体对抗与进攻这件事容易得可怕。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看似矛盾的是，这种与人对抗的倾向却可能与我们天性中高贵得多的另一面紧密结合，那就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种善良与暴力的混杂是有其优势的，因为在部落战争的世界中，当某个群体的成员都倾向于拧成一股绳，并愿意为共同利益而战的时候，相应的就会比成员缺乏为团队而做出自我牺牲意识的群体更有竞争力。而史前的人类大多数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从12000年以来的考古证据以及对部落社会的人种学研究来看，鲍尔斯估计，平均14%的人都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而致死的，这么高的死亡率已足够促进这种混合心理的演化。

对捍卫集体荣誉的全身心奉献是心理学家所谓“神圣价值”的一个例子。神圣价值一般为整个社群所共有，而且绝不能用诸如食物或金钱这种物质利益来交换。神圣价值是绝对的，不可谈判也不容任何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很多冲突的背后神圣价值都充当重要的推手角色。

证据显示，我们思考神圣价值的方式与我们思考一般取舍的方式有本质不同。研究者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人的大脑，观察当人们想着放弃那些微不足道的价值和神圣价值时，大脑的活动到底有没有不同。当人们在被利益引诱而考虑否认诸如“我喜欢百事可乐”之类的小事时，大脑中与计算利益得失相关的区域被激活。与之相反的是，一旦人们想到自己要背弃“我信仰神灵”或“我不能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的信条的时候，人们大脑中活动的区域与拒绝规则时用到的区域是一样的。这结果支持了如下理念，那就是大脑把神圣价值处理为绝对的、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

叶莲卡

——献给德·奥斯特罗夫

苏联 叶·明

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上，离莫斯科很远。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堆积在我的心头。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她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

“你好，叔叔。”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走到操场边，坐在一条板凳上。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

“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你几岁啦？”

“六岁半了。你几岁呀？”

“我呀，你看有几岁？”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大概，有十六岁吧。”可爱的叶莲卡，这也许是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让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你说对了。”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别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都发黑了。你不常擦它吗？”

“不擦。”

“可以用牙膏擦，也可以用砖灰擦。”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做声了。“叔叔，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又很凶残。”

“像希特勒一样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一边讲，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他是最凶残的人，就是这个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园，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

“以前，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可现在不写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了？”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道。

我们重又沉默起来。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说话了。

最后，我问她：“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人？”

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叔叔，我要像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自己也笑了。也许，在她看来，寡妇——这是个职业，就像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

我望着叶莲卡，望着她瘦削的双肩，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选自《世界经典微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