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原地区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线或北道，从今天的敦煌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由谁开辟?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只能说是早期人类共同开辟的。20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用料是和田青玉，这说明至少在3200年前就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到河南的道路了。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丝绸之路”。他提出，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这条路上主要的商品是丝绸。

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并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匈奴。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最合适。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扩张。

所以，丝绸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从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而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 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 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 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 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 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 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

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被哲人称为“轴心时代”。期间，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同时在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开始独立形成。这一时期通过对话产生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原创性。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在前轴心时代，主导文明对话的是帝王、国王、神话英雄或“王官”。到了轴心时代，思想家登上文明对话的舞台，成为对话的主体，引导对话的展开。春秋时期的中国“礼崩乐坏”，思想家奔走于诸侯国之间，游说各国君王，批评政治，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努力。此时，古希腊社会的城邦也已形成。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式的寡头政体，一切问题取决于专家、知识分子、演说家的演讲艺术，而且必须通过辩论做出裁定。雅典的广场、公民大会、参政院、法庭、体育学校等是这些文明对话的最佳场所。

思想家、学者或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文明对话的主体力量，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智慧，有真知灼见。在思想家那里，对话既是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也是哲学思想本身。对话产生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持有对话的结构。富有内涵的对话打破了君王对思想的垄断，树立起思想与文化的权威，这对于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春秋时期两大显学孔学与墨学就是由对话产生的对中国文明影响深远的两大哲学思想流派。“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孔子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巧妙地阐释了“仁”的丰富意蕴。与“问仁”同样精彩的对话还有“问政”。《墨子》全书也多为对话体。墨子为言论订了三条原则：“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这是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则。

轴心时代古希腊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文明对话的高手。苏格拉底独创了自己的对话问答法，极其娴熟地运用对话思维方法来展开思想，通过对话，激发思考，探求真理。柏拉图完全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思维方法，他创办了雅典学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的教学方法，提倡通过对话，突显矛盾，分析、归纳，得出结论。这与苏格拉底的思维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从孔子、墨子到孟子、荀子，还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可以明显看到哲学思想在表达形式上的变化：由相对自由的对话体逐渐转向比较严谨的论述体。不过，即使是思想家、学者“述而有作”，对话也没有退出思想学术领域。比如先秦诸子著作的经传，既是一种学生对老师学说的解释，同时也是学生与老师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永远是哲学思辨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

轴心时代文明对话的另一形态特征表现为对话是教育的直接形式，通过对话展开教化，对话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孔子和柏拉图是中西方以对话方式开展启发式教育的开山祖师。一部《论语》，一部《柏拉图对话集》，是人类对话式教育方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