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饿饥。”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上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张邦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有删改）

音乐性的美

李泽厚

①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②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粱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③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但他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这与诗中的陈子昂一样，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④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稚，正如当时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心音。

⑤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宜矣。内容前面已说，就是形式，也由这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五古从汉魏起，到唐代实已基本做完；五律则自初唐沈（俭期）、宋（之问）搞定形化以来，成为终唐之世的考试体裁、正统格式；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后才大流行，所有这些形式都基本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只有“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式，它们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央视新闻频道近期推出“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节目之后,一场场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流行开来,各行各业的青年,利用新兴的媒体与艺术形态歌唱祖国、祝福祖国,优美的旋律在各地飘荡,爱国的激情在人们心中沸腾。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而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別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一丝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升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快闪以其游戏性、创新性、自组织性等特点,很好地适应了青年的行为特点和情感诉求,让他们在娱乐互动中自觉体验,也为其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施展空间。可见,青年亚文化既不是芝加哥学派眼中对社会具有实际破坏力的反文化,也不完全是伯明翰学派视野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风格抵抗的附属文化,亦不全然是后亚文化学者视野中的纯娱乐文化。

在歌唱祖国快闪的走红中可以看到,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重要价值,能让青年在身临其境感受并参与的情况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悟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邹举《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