焰火的变奏

赵丽宏

夜晚，没有风，湖水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夜空；在水天相接处，夜空和湖泊构成一个轴对称的浩瀚画面。

湖畔积聚着数不清的人。音乐响起，仿佛是从湖水里飘旋而出，在空旷的湖面回荡。紧随着音乐，湖天之间突然蹿出一道道光点，犹如活泼的蝌蚪，从湖水深处向深邃的夜空腾游；也像犀利的鸣镝，从空中呼啸着飞入湖底。只不过瞬间的工夫，这些蝌蚪和鸣镝便轰然炸裂，变成一朵朵巨大的彩色花朵，它们随风飘动变幻，继续着火焰在夜空里演出的奇妙童话。二天上发生的所有一切，无一遗漏，都同时倒映在护理……

如果你的想象力不贫乏，那么，在这些千变万化的焰火里，可以联想起大地上所有的奇花异卉，可以联想起一年四季中大自然的美妙风景；当然也会联想起和焰火有关的的往事，回忆起和焰火有关的一些难忘瞬间。

天上的烟花像什么？在听到有人这样发问时，除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的脑海中竟出现了一些和此时气氛毫不相干的景象。那是战争中的夜景：枪弹和炮弹在夜空中划出耀眼的弧线，随之而来的，是爆炸，是火光，是惊悸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类恐怖的记忆：飞机在天空中隆隆飞过，炸弹从天而降，如飞蝗，如黑鹅，成群成片，大地摇撼，火光四起，城市仿佛在地震中颤抖。“地震”之后，空中依然白云蓝天，但人间已是惨象遍地：火焰里血肉横飞，到处可以看到死者的鲜血和肢体，连树枝和电线上也挂着血淋淋的生命碎片……更凄惨的是失去亲人的哀痛景象：在被炸毁的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坐在死去的母亲身边，惊惶无措地放声大哭；那个孩子的身边，也使烟和火……

这样的噩梦，和眼下舒展在湖天之间的美妙焰火，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我却无法驱散火光中生发的遥远苦痛的联想。

炮火与焰火，都是火药爆炸产生的光芒，两者的目的和效果却是天差地别。炮火，是为进攻，为征服，为反坑，为破环，为杀戮，是人间最可怕最惨烈的景象，是战争、灾难和死亡的象征；焰火，是为庆祝，为团圆，为展示和平的欢乐，为表现人间的繁华和喜悦。同样是火花，同样是爆炸，两者所展示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

在满天满湖绚烂的焰火中，我默默地为人类的和平祈祷。但愿有这样一天，人间本来用着准备战争的火药，都被改做成了烟花，在一个全人类共庆的夜晚，让象征和平团圆的火焰之花开满地球的上空，万紫千红，此起彼伏。

有什么花朵能比这样的烟花更美丽呢？

隆兴寺

铁凝

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建国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成年之后，每逢我乘火车路过正定，望见那一带灰黄的宽厚城墙，便立刻想到父亲讲过的那教堂、那钟声和月季。

不知为什么，父亲讲正定却很少讲那里的其他：那壮观的佛教建筑群“九楼四塔八大寺”，那俯拾即是的民族文化古迹。

我认识的第一位正定人是作家贾大山。几年前他作了县文化局长，曾几次约我去正定走走。我只是答应着。直到今年夏天大山正式约我，我才真的动了心，却仍旧想着那教堂。但大山约我不是为了这些，那座“洋寺庙”的文化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他那忠厚与温良、质朴与幽默并存的北方知识分子气质，是与这座古常山郡的民族文化紧紧联系着的。

一个深秋绵绵细雨的日子，我来到正定。果然，大山陪我走进的首先就是那座始建于隋的隆兴寺。

人所共知，隆兴寺以寺里的大佛而闻名。一座大悲阁突立在这片具有北方气质的建筑群中，那铜铸的大佛便伫立在阁内，同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被誉“河北四宝”。

隆兴寺既是以大佛而闻名，游人也皆闻那大佛之名而来。大佛高20余米，浑身攀错着四十二臂，游人在这个只有高度、没有纵深的空间里，须竭力仰视才可窥见这个大悲菩萨的全貌。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威摄着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他是自信的，这自信似渗透着他那四十二臂上二百一十根手指的每一根指尖。人在他那四十二条手臂的感召之下，有时虽然也感到自身一刹那的空洞，空洞到你就要拜倒在他的脚下。然而一旦压抑感涌上心境，距离感便接踵而来。人对他还是敬而远之的居多。这也许就是大悲菩萨自身的悲剧。

距大悲阁不远是摩尼殿，在摩尼殿内，在释迦牟尼金装坐像的背面，泥塑的五彩悬山之中，有一躯明代成化年间塑绘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和大悲菩萨比较，她虽不具他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了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那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她那微微俯视的身姿，双手扶膝、一脚踏莲、一脚踞起、端庄中又含几分活泼的体态，她那安然、聪慧的目光，生动、秀丽的脸庞，无不令人感受着母性光辉的照耀。松弛而柔韧的手腕给了她娴雅；那轻轻翘起的脚趾又给了她些许俏皮。她的右眼微微眯起，丰满的双唇半启开，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有意味的微笑。这微笑不能不令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巨匠，同我国明代这位无名工匠，在艺术上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刻画了一个宁静的形象，然而这种宁静却是寓于不宁静之中的。蒙娜丽莎被称作“永远的微笑”，这尊倒坐观音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悉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不可窥透的微笑才可称作永远的微笑。

游人却还是纷纷奔了那著名的大悲阁而去，摩尼殿倒像是一条参观者和朝拜者的走廊。

走出寺门，我用心思索着大悲菩萨和倒坐观音，谁知威严无比的大悲菩萨我竟无从记起，眼前只浮起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原来神越是被神化则越是容易被人遗忘，只有人格化了的神，才能给人深切的印象。

我又想起了那座曾作过革命者摇篮的教堂。原来它和隆兴寺仅一墙之隔。当年，寺内伴着朝霞而起的声声诵经，随着晚风而响的阵阵抢铃，是怎样与隔壁教堂的悠远钟声在空中交织、碰撞？正定给予神和人的宽容是那么宏博、广大。东西方文化滋润了这座古城镇，这古城又慷慨地包容了这一切。

正定的秋雨很细，如柳丝一般绿。

（节选自《正定三日》，有删改。）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