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汉代有“漕渠”名称出现，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 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后者则直接称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

运河名称的起源、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

（摘编白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百年震柳

梁衡

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是日晚8时，风暴大起，四野尘霾，大地颤动，山移、地裂、河断、城陷。黄土高原经这一抖，如骨牌倒地，土块横飞。老百姓惊呼：“山走了！”有整座山滑行三四公里者，最大滑坡面积竟毗连三县，达两千平方公里。山一倒就瞬间塞河成湖，形成无数的大小“海子”。地震中心原有一大盐湖，为西北重要的产盐之地。湖底突然鼓起一道滚动的陡坎，如有人在湖下推行，竟滴水不漏地将整个湖面向北移了一公里，称之为“滚湖”。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翻腾得面目全非。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利刃破竹，见山裂山，见水断水，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柔枝弱柳，虽被摇得东倒西歪，断枝拔根，却没有气绝身死。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

我不知道这株柳，该称它是一棵还是两棵。它同根，同干，同样的树纹，头上还枝叶连理。但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在两个半边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人老看脸，树老看皮。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这棵树已经有500年，就是说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100岁。

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锯开一根木头，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以至于木纹装饰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木纹之美也成了生命之美的象征。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嘎嘎嘣嘣地扯断，又从下往上扭裂、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惨不忍睹。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死。地震揪断了它的根，却拔不尽它的须；撕裂了它的躯干，却扯不断它的连理枝。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百年来，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它自身分泌着汁液，小心地自疗自养，生骨长肉。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柳树这个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多生水边。所以柳树常被人作了多情的象征。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西北的气候寒冷干旱，是足够恶劣的了，它却能常年扎根于此。在北国的黄土地上，柳树是春天发芽最早、秋天落叶最迟的树，它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而不折。

我想，海原大地震的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了28万人的生命，而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却能够存活下来，它肯定是要对后人说点什么。

丁聪百年，漫画一生

2016年12月6日，丁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漫画史上的重要人物，上海举办了丁聪百年诞辰纪念展，纪念展题写的八个大字“丁聪百年，漫画一生”可谓概括了他与漫画的一生情缘。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呈现在少年丁聪眼前的无疑是最具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的景象。在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伟大与渺小、艰难与安适，都以各自的方式存在着；战争、革命、商业、时尚等，不同的主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对那些热爱艺术、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最适合于他们成长、发展的天地。说到自己艺术修养和风格的形成，丁聪总是会提到在上海旧书店阅读那些欧美时尚杂志、电影画报的经历。正是这样一些杂志，还有不断上演的好莱坞影片，使年轻的丁聪的思路活跃起来，眼界开阔起来。

父亲丁悚是现代中国漫画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并不愿意儿子也走美术之路。丁聪却自己喜欢上了这门艺术。有一天，他忽然把自己画的京剧速写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不由得感到吃惊，他的笔触竟然如此生动而准确。他们没有想到，经常跟着父亲观看京剧的丁聪，不仅学会了拉京胡和吹笛子，还拿起了画笔。

丁聪在上海美专虽只抽时间自学了不到一年，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笔从未停过：教室里围观的学生们，头戴礼帽横坐在电车条凳上的乘客，麻将桌上专注的妇女……

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艺术家的灵敏嗅觉。从最初走上画坛的时候起，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专注于描绘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勾画那些社会暗角的丑陋。

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而言，丁聪的政治讽刺画，无疑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比如一幅《现象图》长卷，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贪官、伤兵、淑女、官商、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因幽默而带来的阅读快感，是漫画必不可少的功能。然而，丁聪的重点在讽刺，无论社会讽刺，还是政治讽刺，他的笔是凝重的而非飘逸的，他的心境是严肃的而非轻松的。

当把丁聪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欣赏时，我油然想到那个传统的理论术语：现实主义。无论在三十、四十年代，还是在八十、九十年代，青年与晚年，一脉相承，冷静而尖锐的目光背后，是对现实的丑恶现象的批判态度，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性。

“文革”结束后，晚年丁聪又挥动起他的笔。从磨难中走来，他仍具有活力，他的画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仍让人赞叹不已。他的笔端，有时也有幽默，但更多的时候，是辛辣的讽刺，是入木三分的解剖，情感也是沉甸甸的。

晚年的丁聪，依然年轻而富有朝气，每逢聚会，只要丁聪在场，关于他的黑发，总是成为少不了的一个话题。其实，真正让丁聪永远年轻的是他的达观精神。一生的风风雨雨，着实让他经历了不少磨难，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生活和艺术的热情。他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看待一切。因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在这些年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思想从来没有衰老，他的漫画，将历史反思和现实感触巧妙地融合起来，显得更为老到和精粹。

斯人已去，艺术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