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俊：工程强国梦 一世西部情

陈学俊院士是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为我国能源动力工程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结缘交大：创建我国锅炉专业

1946年7月，陈学俊以优异的成绩获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于1947年3月回国，决心为祖国建设服务。

陈学俊院士回国后即任交通大学教授，他认为，要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动力工程工业，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必须有所创新，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培养高层次人才。

1952年，陈学俊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锅炉专业，1979年主持筹建了我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1980年主持建成国内唯一一个压力可达超临界压力的汽水两相流试验系统，1992年，他领导建成我国能源动力领域内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领导该实验室针对我国能源动力工业发展中的安全、高效节能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陈学俊对我国锅炉工业发展及制订能源与动力技术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陈学俊参与指导上海锅炉厂等一些电站锅炉设计及我国第一台直流锅炉设计。倡导发展超临界压力机组，主持进行60万千瓦超临界压力机组初参数选择的研究，提出研究报告。

20世纪70年代他主持并与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解决了上海南市电厂直流锅炉的严重脉动问题，并对上海锅炉厂生产的我国首台30万千瓦压临界压力锅炉设计进行了理论计算。

80年代他提出“能源工业必须进行科技改革”，提出工业锅炉大型化、火电机组近代化、城市煤气化、工业窑炉高效化及机车电气化等问题并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论证，为国家能源技术政策所采用，获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颁发的“有重要贡献奖”，载入国家科委蓝皮书。对机械工业技术政策提出“发展机械工业基础技术的几点意见”也载入国家科委蓝皮书。

1948年，陈学俊组织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热能工程方面的刊物《热工专刊》，194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燃气轮机著作—《燃气轮机》。1950年他出版了《蒸汽动力厂》，1952年出版了《实用汽轮机学》，以后又相继出版了《锅炉学》（上、中、下）、《锅炉整体》《锅内过程》《锅炉原理》等10余部动力工程教材和专著。

80年代及90年代初，陈学俊结合科研及研究生教学工作，又主编了《锅炉原理（上、下）》，编著了《能源工程概论》《两相流与传热—原理及应用》《汽液两相流与传热基础》，及英文版《Two—PhaseFlowand-HeatTransfer》等著作，其中《锅炉原理》获机械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两相流与传热—原理及应用》获第六届中国图书二等奖。

举家西迁：交大西迁中最年轻的教授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整体迁往西安。陈学俊和夫人袁旦庆坚决拥护西迁决定，陈学俊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讲了迁校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坚决主张动力机械系全迁西安。在交大校委会上，陈学俊代表交大九三学社组织表态拥护交大西迁。

1957年9月，陈学俊和袁旦庆带着4个孩子，乘坐交大第一批基础技术课与专业课教师的专列由上海来到了西安，他们将全部家具及行李等带到了西安。

临行前他们将自己购置的两间房屋交给了上海市房管部门。很多人都对他们夫妇说：“太吃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是陈学俊夫妇认为，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

20世纪80年代末，陈学俊等老一辈科学家认识到动力工程多相流研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动力、石油化工工业中的重要作用，申请在西安交通大学建设我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1992年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

在陈学俊的带领下，经过多年努力，实验室形成了一支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在我国能源、动力、石油、化工及环境等行业的科技进步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

育人不倦：培育人才桃李天下

自步入教育领域，陈学俊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多人，可谓人才辈出，其中有多人成为两院院士。1955年9月，交通大学锅炉专业开始招收两年制研究生，陈学俊指导的林宗虎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对西安交大院士师生被传为佳话。林宗虎说他取得的成就都得益于陈学俊的培养。

除了对学生的悉心教诲，陈学俊还捐出大量资金奖励莘莘学子。1996年，陈学俊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10万元奖金，分赠给了安康希望工程和西安交通大学，以设立研究生奖学金。2006年，陈学俊院士又在学院内设“陈学俊优秀奖学金”，至今已奖励学生百余人，发放奖学金几十万元。2016年，在交大120周年校庆之际，陈学俊再次向学校捐款20万元。

他还经常以自己历尽坎坷、刻苦求学的经历和“工程救国、科学救国”的信念，勉励学生珍惜宝贵年华和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勇于探索、为世界之光。

（选自《陕西科技报》，2017年7月7日，有删改）

随风吹笛

林清玄

⑴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股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

⑵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

⑶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过旷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旷野里扩散呢？笛的声音似乎没有那么悠长，何况只有简单的几个音节。

⑷我站的地方是一片稻田，左右是延伸到远处的稻田，我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

⑸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地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

⑹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的田埂上坐下来，独自听那一段音乐。我看着天色尚早，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遭——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⑺等我站在竹林前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撼了，它像一片乐海，波涛汹涌，声威宏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

⑻竹子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叶就是演奏者。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竹子洒过了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生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

⑼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蛙虫的鸣唱，春晨雀鸟的的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的，每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乍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

⑽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盛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惊艳的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

⑾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籁，像是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抚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琤琮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锐音，盈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

⑿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乐章，那时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子那样清亮、悠远、绵长的声音。

⒀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得那么好。原来听闻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机缘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有风，竹子只是竹子，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

⒁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便低了。

⒂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闻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停了，我却像经过一场心灵的荡涤，把尘俗都洗去了。

⒃我感觉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原文有改动）

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

音乐何以由纯形式的律动，而通达情本呢？通过时间，本源性生命时间。音乐韵律在时间之流中，可测的重复与不可预测的展开，深刻关联着人在时间深处的出走与回归、有情与忘情。音乐作为最高的时间艺术，其本真目标就是要调动一切音乐要素，让人的存在意义本身在时间中展现出来，从而扣发人的本源生命情感，故《乐记·乐本》有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本源性生命时间，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有两种情态：在时之中与处时之外。“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是一种“在时之中”的生命时间，使人思及时间为生命的根本大限，从而灵魂震颤，表出为一种“有情”形态。“意气不从天地得，英雄岂藉四时推”（善昭禅师），“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一种“处时之外”的生命时间，为了摆脱处身于时间之中所思及的根本性烦忧，以俯瞰的目光来重新打量人生，从而呈现为一种“忘情”形态。

忘情，不是无情，而是对有情的超越与升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忘情，是所有文人寤寐求之的人生境界，或心斋坐忘，或澄怀味象，都是为了根本上脱去时间对于生命的逼临摆布，逍遥于时间之上，为自己焦灼的灵魂，铺展一片清凉宁静的境域，气定神闲，笑对时间风雪侵蚀，所以有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的渔翁。这不正是一代文豪柳宗元灵魂中的忘情意象吗？

有情，无论悲忧或悦乐，只要是为本源性时间所绽出，现之于艺术，则必有“生动”的审美品格；同样，忘情，则呈现为“深静”的审美境界，中国文人在进退仕隐的人生机运中，总是徘徊于有情与忘情之间，所以最高的艺术境界便是：“生动”在深静的景深里。有情之所以能生动，是因人能入乎其里，感同身受于万事万物内在的韵律与生意，所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格外生动，生动在诗人风雨之中对落花的有情眷顾；忘情之所以能深静，是因为忘情意味着退出在世时间，由有入无，接通一片无的广阔的平静世界，这是一个在世之中绝难遭遇的境域，所以必然广阔。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宁静，是深远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言“深静”，这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特美学品格。

生动必然是在深静的景深里：老子云“知白守黑，负阴抱阳，躁归于静”，其哲学观点都意在说明，静是动的背景；王国维论述艺术创造时说“无我之境，静中得之，有我之境，动之静时得之”，可见，艺术创造中，静也永远是动的背景，由此才得以企及中国艺术中最微妙美好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