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岀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徳”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飞过蓝天

韩少功

它是一只名叫“晶晶”的鸽子，它饿了。平常，那个人早就回来了，老远打响一个长长的呼哨，“晶晶”飞过去，落在他的肩上，那个人会抚摸它，从口袋摸出一把稻谷或绿豆喂它。每当它飞向北山山谷从那里带回纸条，主人就会笑容满面，看完纸条后他会在地上翻一个斤斗，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可现在，它正面临着孤独与饥寒。

它的主人是一个外号叫“麻雀”的人。

招工这件要命的事闹腾得他周身疲惫，结果对方还是摇头。“麻雀”必须投入最后的一搏，他长嘘了一口气，声音透出了沉重：“兄弟，这事只能你来帮我一把了。实在对不起，我舍不得你走，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居然看上你了……”主人看着它，不再说话，眼里有了亮晶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主人把“晶晶”塞进一个暗而闷的硬纸盒，鸽子扑扑地挣扎，主人找来剪刀，给它挖了两个方方正正的透气窗，然后提着纸盒出门了，它不再听到主人的说话声。

它在剧烈晃荡的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眼前突然变得明亮，“晶晶”本能地往后一坐，再猛地一弹，就箭一般射了出去。一个中年人的粗嗓门留在了它身后，一个小孩的哭泣声也留在了它身后。

“晶晶”一头扑进了无边无际的开阔与自由。这地方空气太冷太干了，它记得家乡的群山中有个美丽的湖，还有主人圆乎乎的黑脸。它越飞越高。

一早醒来，少了鸽子的叫声，他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这次鸽子外交同样失败，虽然好容易讨得了招工师傅的欢心，但在“公社推荐”这一关仍踩了地雷。

此时，老队长正喊着他的名字，说：“还没吃早饭啦？要吹哨子了。上午给丝瓜冲散粪。”

“我……手痛。”

他右手腕一弯，好像再不能伸直了，“哎哟哟，哎哟哟，怕是骨折了。”

“那，那你就去看牛吧。”

他实在不愿在这个山中与泥粪打交道了。记得六年前刚下乡时，他有多么火热的幻想呵。他是瞒着母亲转 户口的，是揣着诗集偷偷溜进下乡行列的。他渴望在瀑布下洗澡，在山顶上放歌，他还想靠自学当一个气象专家或林业专家。是什么使他学会了手腕表演术呢？他想不太清楚。他只知道，第一次招工给人们的震动太大了。现在一个个都走了，连山那边那位热情为自己掌管衣服钱粮的姑娘也一走就没了音讯。

“晶晶”感谢那只灰鸽，要不是它，自己早被老鹰撕成碎片了。灰鸽飞走了，不一会儿，带来一大群鸽子，这是个多么热闹的群体呵。咕咕咕——“晶晶”听出了它们的欢迎和安慰。

它吃饱了，喝足了，但还在东张四望。这里的一切没法使它忘记“那个地方”、“那个人”，它怎么能停留在这里？不，我要寻找！

他开始了新战略，他打定主意要让他们（当地领导）六神不宁放他走。那天，他在公社秘书面前耍赖，不几天，秘书的话就风传下来了：“那个叫‘麻雀’的，简直是城里的街痞子。”

今天看牛当然也不能太老实。一上山，他就一个大字躺在地上睡觉，结果收工时发现少了一头黑牛。社员们对他投射埋怨的目光。

它飞向南方。记得那天的暴风雨，真是惊心动魄，被风一次次掀倒，但它继续挣扎着向前，向前。现在终于有希望了，所见的多么眼熟呀！对于“晶晶”来说，寻找成了生命的寄托和生活的目的。

晨光从大树的枝缝里筛落，蜜蜂和蝴蝶又开始了工作……这里没有工作，这里有的是笑骂，扑克牌，空酒瓶以及来自父母的汇款单。“麻雀”现在已经学会了打扑克输了以后钻桌子和夹耳朵，学会了骂人……

这天，外号叫“瓦西里”的黑大个说：“你太懒了！今天罚你去打鸟或抓鱼。”

他没有争辩，提起气枪出发。“麻雀”转了两个山冲，并未见到鸟。忽然，有鸟叫的声音传来，就在不远处。他赶快上子弹，弓着腰潜身树下，悄悄向前方运动。嘣——糟糕，慢点，它还没走，再来一下。嘣——它闪了一下，就栽了下去。打中啦！他一跃而起，跑过一个草坡，看到了包谷地里的尸体。

这原来是一只鸽子。不过它太瘦了，也太脏了，全身都是泥灰。它是谁家的鸽子？射手想起了什么，上前捡起鸽子，摸摸鸟嘴边黑色的血污，身上的泥垢，大腿上化脓的伤口，还有胸前稀疏欲脱的羽毛。突然，他眨眨眼，惊得脸色突变：它腿上有一条破烂褪色的红绸带，还系着一个眼熟的鸽哨。

“晶晶！”他大叫了一声。

他捧着逐渐冷却的鸽子，带血的手指在哆嗦。

入夜了，他的思绪总离不开“晶晶”。不可想象，蓝天这么大，路途这么远，遥遥千里云和月，它居然成功地飞回来了。当他酒酣昏睡时，它却在风雨中搏击前进，喷吐着满嘴的血腥气味向他一步步接近。像突然悟到了一种什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上衣往肩头一搭，走向门口。

“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麻雀’，你不要太娘娘心肠吧？不就是一只鸟么？”

他默默地走了，沿着山路走向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柴刀、锄头、扁担，还有口琴和鸽巢，以及散发出桐油香味的斗笠。

（有删改）

亲近

韩少功

我在大学里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很想悲痛却悲痛不起来。我曾经最喜欢听他的课，其实那不是听课，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梦，梦在他的妙语连珠和手舞足蹈里，梦在他激情之下无意间喷出的唾沫星子里。他也不是在讲课，他本身就是《红楼梦》，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轩，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大神附体，讲到动心之处完全是目中无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泪横流竟用袖擦鼻涕。

我上他的课不多，但算是他宠爱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十多年以来，常听到同学们说，他多次打听我的情况。他还给我寄过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时候。

我本应该为他的去世流泪，为他的才华和性情，为他的殷切关注。我其实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有时看一个并不出色的电影，明明知道导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恶和可笑，还是忍不住被电影煽出泪来，哭得自己又伤心又惭愧，像刚才大冒了一次傻气。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为一部通俗电影流泪却居然无法为自己最为崇敬的一位老师流泪，眼窝子干得像枯井，只能在电话里夸张地向某些同学表示震惊、惋惜、痛悼以及怀念，只能折腾一些公文悼词里常见的辞藻。我对自己感到羞耻甚至害怕，一张即将寄出的捐款汇票，在我看来是骗子向死者的行贿。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内心行贿。

我不想去参加追悼会，缺席的理由总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无情会在追悼会上暴露无遗，怕自己无法及时履行悲痛的责任。是的，眼泪常常成为一种责任，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是对一切伟人、恩人、亲人、友人应有的情感回报——无论他们与我们是近处还是远离，是过从密切还是音讯渺茫，是一种具象性的日常存在还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与其说这是他们所需，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道德要求。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要求对于人们来说都稍嫌苛刻。崇敬是一种情感，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崇敬爱因斯坦一类伟人，但这些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感激也是一种情感，同样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感激众多公正的法官、高明的医生、慷慨的慈善家，但这些恩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也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我们的泪水被生活境遇所分配，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相反，如果我们强制自己用泪水证明一切情感，用泪水偿付一切情感，有时就不免装模作样，而这种矫情比无泪的崇敬和感激更糟糕。

矫情是无情中最糟糕的无情。

中文词“亲近”，显示了“亲”与“近”之间的密切关联，显示了亲情对具象示现和感官活动的依存。即便有血缘的联系，当亲人之间也虽“亲”难“近”的时候，当亲人因种种原因而天南地北动若参商的时候，随着时间数年、数十年地消逝，亲情也就逐渐变得微弱而空洞，就“远亲不如近邻”了。此时的亲情，如果没有深刻的童年记忆打底，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贺卡、礼品、汇票、合影照片、电话问候、法定义务的承担等等，更多地表现为理智和逻辑的认定，而不是一听到病情通报就忍不住的心酸泪涌。

“近”物不一定都值得崇敬和感激，却可能有“亲”情相系。一条狗就是这样，只因为它们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近”，它们的死就可能让我们伤心。一部煽情的通俗电影也是这样，只因为它声象感染的“近”，也可能让我们湿了眼眶。我当过一段时期的代课老师，知道校园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经验，即坏学生常常比好学生对老师更有感情，一旦毕业离校，坏学生比好学生更常来母校看望老师。可见亲情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不一定是和睦近处的结果，也可以是冲突近处的结果——“近”才是关键。好学生们成绩太好了，太让老师们省心了，于是没有留校、补课、训斥、谈心、逐出课堂、频繁家访一类事情的发生，更没有与老师骂完了又哭甚至打完了又同桌吃饭的故事。倒是学生中那些捣蛋大王，与老师们“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近以及不打不相亲，错误不断所以更得到老师们的重视，胡作非为所以更多获取老师们的声音和表情，即便一直心怀怨恨，但也是一份情感的额外收入，是一种记忆中更为深入的镂刻。一旦怨恨被岁月稀释，或者被成年的见识化解，深刻记忆便完全可能转化为一份温柔。

从另一方面说，坏学生不一定是坏人，只是不大安分，不见容于管理秩序，不大适应课堂、作业、行为守则等现代的理性成规。在这个意义上，坏学生常常就是一些更多关注近物的人，一些更亲近具象而疏远文词的人，比如觉得一只活鼠比数学测量题更重要，一条活鱼比语法运用题更重要，一次打架复仇比将来揣着毕业证为国立功更为他娘的大快人心。他们还更喜欢美术、体育、劳动之类“玩”的课而不喜欢各种主课，更喜欢课本里的插图而不是意义解说。如果说他们日后可能对老师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过是他们本来就有更多的感性记忆，本来就有更强的感性记忆力。或者说，他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法无天，多少保护了他们的情感生活，还没有被管理秩序斩削一尽。他们不像我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在规行矩步的校园里，已如期让文字接管了心智，如期学会了封闭感官和冷却情感，虽然比那些捣蛋大王早一点学会数学和语法，却可能比他们少了许多亲近事物的能力。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以及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甚至说：“真正的贵族从来不触摸任何东西。”（见《惶然录》）在这里，一条“不太近”原则，意味着人们的感情有更多的礼貌形态，更多的理智含量，使人们更容易成为控制着各种分寸的崇敬者、感激者一类人物，而不是亲近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社会规范仍需征收眼泪，当哀乐响起，人们必须以泪水履行一切情感回报的道德责任：对任何去世的伟人、恩人、亲人、友人，无法悲痛也一定要悲痛起来——你不能成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人。

于是，成熟还意味着另一条规则：在失却亲近以后要善于伪作亲近。

我终于哭了。哭泣的原因恰恰是想到自己不再能够哭泣，恰恰是自己不再能够哭泣的时候还负有哭不出来的罪疚感——我就是这样在老师的葬礼上鼻酸。

土 地

韩少功

①吃着自己种出来的瓜菜，觉得它们每一样都有来历，每一样都有故事。什么时候下的种，什么时候发的芽，什么时候开的花……往事历历在目。

②虫子差点吃掉了新芽，曾让你着急一场；大雨及时解除了旱情，曾让你欣喜。转眼间，几个瓜突然膨胀好几圈，胖娃娃一般藏在绿叶深处，不知天高地厚地大乱家规，大哭大笑又大喊大叫，必定让你惊诧莫名。

③有时候，瓜藤长袖飞扬，羽化登仙，一眨眼就缘着一根电线杆攀向高高蓝天，在太阳或月亮那里开花结果，让你搬来椅子再加上梯子，仍然望天兴叹。你看见一条弯弯的丝瓜挂在电线上，像电信局悬下来一个野外的话筒：刚才是谁在这里通话而且是与谁通话？或者说这么多电话筒从瓜藤上悬下来，从土地里抛撒出来，一心想告知我们远古的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④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嗞嗞嗞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便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你从不敢手指瓜果，怕它们真像邻居老吴伯说的那样一指就谢，怕它们害羞和胆怯，于是气呼呼地不再合作。总之，它们是有表情的，有语言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来到餐桌上，进入你的口腔，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几乎不是吃饭，而是游子归家，是你与你自己久别后的团聚，也是你与土地一次 交流的结束。

⑤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感情的空空荡荡.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不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在越来越远离土地上的过程.这真是让人遗憾。

⑥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文化与文明中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⑦那才是人类culture又一次伟大的苏醒。

青龙偃月刀

韩少功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青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青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稣稣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叱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    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