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引起的文化思考

章文颖

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传媒技术的每一次发展，必然带来一场革命，并对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媒介即讯息”，马歇尔·麦克卢汉这一著名论断便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

②20世纪末出现的手机，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介入了人们的生活，并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截至今年春，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3.3亿，平均每百人拥有24.8部，已超过固定电话的拥有量。

③手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那个笨重的“大哥大”曾经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作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初次亮相，即便功能和造型都有很大的缺陷，在彼时彼刻也仍然价格不菲，俨然成为时尚潮流与尖端科技的标志。这样一来，“大哥大”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便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

④手机的出现打破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手持手机可以在公共场合接打电话、发送短信；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机收听MP3或者打电子游戏；摄像功能，更是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记录形象；蓝牙技术还可以无线数据传输，取得私人信息。利用手机，你可以在群体之中做完全属于私人的事情，却并不“离群”，因为在使用手机的同时，你并没有离开群体，而且仍然可以参与群体的交流和其他活动。于是，公共场合手机的使用，使群己之界变得更为模糊不清，处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之中。

⑤手机短信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手机短信第一次将文本传播的形式引领到一个与声像传播同等的平台参与了竞争。（ ）

⑥手机短信具有作为文本的根本属性，“它是用文字写就的，也就是说，它的创造和理解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心态。”文本传播对传播者和受传者来说都是一种心绪的写照。它结合文字和符号表达意义，这种表达所传递的心态是完全不同于声音和影像的。而且由于手机短信的非正式性和即时性，往往使编辑的过程更加随意，和网络文字传播相似，手机短信文本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符号和语词。比如，表情符号“：)”(微笑)、“：(”(不悦)，抑或“88”(拜拜)，“3X”(谢谢)等等。或许有语言学家担心这些不规范文字的使用会污染语言的纯洁性，但文字本身的功能就是传情达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字和符号的新用法，给传统的文字带来了活力和趣味，巧妙地表达了传播者的情绪和意图。

⑦手机的随时随地性以及它现在的多媒体功能，使它具有了获取广泛信息的能力，并“把整个世界转化成一个可随时向你做出回应的环境，至少是对你想知道的事情做出回应的环境”。于是“每一只手、每一个衣袋不仅成为一个电话亭，而且成为一家互联网网吧。”掌握手机，我们就可以身处异地而仍轻易地获取本地甚至各地的信息，鱼与熊掌兼得在信息获取方面成了可能。

⑧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属于“第一媒介时代”，是由文化经营，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传播的；而在互联网出现后，则进入了第二媒介时代，特征是消灭了传播中心，使传播者可以成为散点的交流。手机的人际传播方式正是这种散点传播的典型一例。无线网络的普及，每一部手机都可以是信息的终端，也就是说既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

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熊澄宇认为，那些以工作为中心的人，电脑也许最可能成为他们的信息终端；以家庭为中心的，电视也许最可能成为其信息终端；而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手机就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主要信息终端。也就是说，手机对应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手机的多媒体化和多媒体的手机化，各个媒体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如此一来，手机所主导的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也通过人际传播而融合到大众传播方式中去了。

⑪这种融合无疑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这种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也必将对人类社会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⑫纵观历史，每一种新传媒技术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飞跃，在知识领域产生革命性变革，人际交往方式进一步拓展，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观念。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体，一种低准入门槛的信息终端，使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方式任何人表达任何内容成为现实，这是科技史和传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当然，和所有其他的技术发明一样，手机在给人类社会开创了一片新的前景的同时也埋下了许多消极的隐患，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想象，值得我们深入而审慎地探讨。

（2005.9.2《东方早报》）

材料一：

“第四次零售革命”是由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由电子商务和移动电子商务直接触发的一场新的零售革命，其本质是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流通生态的再造和零售模式的颠覆性改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零售业的优势观、时空观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零售的理念。电商成为这次零售革命的先驱和主力军，推动零售业产生颠覆性改变，消费者也受益颇大。

针对传统零售的弊端和电商的瓶颈与问题，有人提出“新零售”“智慧零售”等概念，这与“智能零售”概念从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均是对“第四次零售革命”当下先进的零售模式的一种概括。

尽管零售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传统的实体店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众多电商都渴望得到并拼命抢占实体店资源，争做智能零售先锋；传统零售店也在探索或寻找机会触网上线。发展智能零售，首先应是零售理念的彻底变革，即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必须对消费者出于真心。

（摘编自王成荣《第四次零售革命：从电商到智能零售》）

材料二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国及对策》）

材料三：

学者和实践者对于“全渠道零售”的理解，还处于探索和讨论阶段，存在着诸多模糊的问题，特别是营销学者和零售学者的反应，与实践相比，显得迟钝和冷漠。

“全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端到客户端之间所有形态的流通环节的总称，从形态上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和直销渠道；从归属上，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从级别上，包含卖场、批发商、专营店、便利店等：从职能上，包括宣传、发展和服务；从主体看，从事零售行为的可以是专业零售商，也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甚至消费者个人；从行为看，零售行为和批发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范围看，一次大规模零售活动可能是全社会多个部门协同作用的结果。

（摘编自李飞《全渠道零售的含义成因及对策》）

材料四：

电子商务服务的本质是满足消费。21世纪以来，商业信息传递突破时空障碍、物流网络逐步实现全通联，制约消费的一系列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为此，消费亦得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基于现代信息互联技术，以无限扩展的云为基础，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现代消费方式就是“云消费”。“云消费”在技术层面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云内容”、“云终端”“云支付”。

“云内容”即消費突破传统店铺限制，突破有形与无形的界限，突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云终端”即凡是消费者接触的任何店铺或智能电子平台都可以作为提供消费的便捷终端：“云支付”指消费者可以利用任何支付工具，无障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付便捷安全，且资金互通共享。

“云消费”时代，信息成本逐渐成为交易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成本。“云消费”以消费者为核心。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大量普及、智能移动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社会主流消费群消费模式表现出三大基本属性：消费的体验化、专属化和社群化。

（摘编自赖阳、韩凝春《论“云消费”时代的零售革命》）

开天辟地第一回

浙江贫困农民依法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本报讯 我国农民依法享受社会保障的历史在浙江开篇。到今年12月中旬，浙江现有的23.2万名贫困农民全部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这一保障制度以法规形式写入了10月1日开始施行的《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据省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介绍，以法规形式将农民列入社会保障的保护范围，此举为全国首创。

在绍兴市马山镇渔港村，原先年收入只有480元的64岁农民封秋娥，再也不用为明年的生计发愁了。按照《保障办法》，她和孙子明年可以获得2200多元的保障金，直至她家的人均收入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止。这些钱全部由绍兴市和马山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现在马山镇有90户148名低收入农民获得政府的援助。绍兴市民政局同志表示：“以往，我们对申请保障金的农民半年审批一次，按年发放。如今我们按《保障办法》规定，按季发放到每户农民手中。”

曾经是贫困县的泰顺县，已有1万多名农民获得了最低生活保障金。每个提出“低保”申请的农民，其所在村委会都要在村里发布不少于7天的公告，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保障办法》根据农村居民每月粮油、干鲜菜、肉禽蛋、衣着被褥和教育、医疗等费用开支，按照当地物价指数额定最低生活费用，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线，凡家庭人均收入不足最低生活保障的部分全部由当地财政保底，并以现金形式按双月或季度发放。

早在1996年，我省就着手建立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由于没有法规保障，申请和审批的程序不规范，资金没有保证，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浙江多数农民已脱贫致富，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渐充裕。让少数贫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配套措施。

“《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实施，将使浙江贫困农民从过去享受解急济困式的关怀转变到有了法制保障。”省民政厅有关人士说，“如果有的贫困农民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他们可以以‘不作为’或‘侵权’为由，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直至提起行政诉讼。”

据悉，为顺利启动农村“低保”制度，省财政今年投入了1400多万元，主要投向欠发达地区。目前，我省每季共有2700多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农民的“低保”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