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坐标

终于来到奥林匹亚。

没想到这个全人类的体育圣地会有这么好的风景，在快要到达之时就已经是密树森森、清溪浅浅，道路、房舍也变得越来越齐整，空气中洋溢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然的清香。一脚踏入圣地，你一定会猛然停步，因为被一种阵势吓着了：无数苍老的巨石，不管是当年的楼础、殿基还是雕塑，全都从千年的颓废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这条大街看不到尽头，只知道它通向一个最简单的终点：为人类的健康。

见到了宙斯殿和希拉神殿，搞清了古代每次运动会前点燃圣火的路线，抬头仰望昂首云天的无数石柱，不能不承认，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人类黎明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四万人，中间的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    ……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的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古代希腊追求人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智力的健康毋须多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等领域，我们至今仍是用希腊的基础话语在思考；肢体的健康更有一系列强大的证明，例如今天全世界还在以奥林匹克和马拉松的名义进行体育竞赛，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流于愚勇，或流于酸腐，或追慕骑士，或仿效寒士，很少构想两相溶铸、两相提升的健全状态。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

我历来认为各种伟大文明都自我成结构，很难拆开了作局部比较，但在奥林匹亚，我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不是由于局部，而是关及人的整体。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摘自余秋雨《千年一叹》）

母亲的“禅”

余秋雨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桔红糕。”然后恬然而笑。笑完，彻底屏蔽。桔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恬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时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她做。

小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是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星期。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了一个好人。

活下来，太偶然了，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为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你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你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20岁开始，我每次要做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脸色似乎退去了一层灰色，我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节选自《人民文摘》2014年4月1日，有删改）

谈“中庸之道”

余秋雨

关于“中庸之道”，该怎么理解呢？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

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级形态就是追求危言耸听的“痛快”，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见过“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义首领，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他们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起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天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并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节选自《中华文化七十讲》，有删改）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作越洋电话采访，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