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丹心朱亚杰

1914年冬，朱亚杰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中堡镇。在扬州中学读书时，有一次春游，他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这让他对燃料化工和能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时，由于家庭经济日趋困难，父母劝他辍学回乡，而他却说：“只要供我上学，将来家中祖产片瓦分田不要。”逆境中他发愤学习，1934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一二•九”运动中，朱亚杰是请愿示威游行队伍的交通员，目睹斗争的壮烈，他深刻地理解到：要有所成就必须不怕牺牲自我。

1938年，朱亚杰在西南联大结束大学生活。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育部公费留学生，前往英国攻读化学工程硕士学位。1949年，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悄然撤销驻英使馆，朱亚杰第三年的公费再无着落，朱亚杰无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半工半读受聘于一家公司。聘用期满，公司对朱亚杰许以“高薪续聘10年，并负担全部家属赴英费用”的承诺，可新中国的成立早让朱亚杰归心似箭，续聘的请求被他婉言谢绝。1950年，朱亚杰回到祖国，在母校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

在中国石油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创业中，朱亚杰都作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朱亚杰对建校初期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培养了第一批专门人才。1965年，朱亚杰开发出顺丁橡胶的工业化生产技术，此项研究成果20年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文革”后期，下放到农场放羊的朱亚杰回到华东石油学院（1969年北京石油学院迁往山东后更名），为挽回动乱对石油科技造成的损失，朱亚杰丝毫不顾工作环境的阴暗潮湿，昼夜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1981年，为让混乱中的石油高等教育尽快走向正轨并大幅度提高层次，时任副院长的朱亚杰不顾年事已高，四处奔波，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在北京原校址内建立了研究生部。

朱亚杰在煤炭、油页岩、石油等可燃矿物的综合利用方面的科学研究享誉中外，对我国能源技术的发展贡献巨大。1980年朱亚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作为中国新能源的奠基人，朱亚杰199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新能源国家攻关计划，为“九五”以后我国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奠定了基础。

朱亚杰常告诫学生：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事事考虑个人前途利益。而“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则是朱亚杰对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追循的为事业之道、为人之道。朱亚杰誉满学界，后来又相继担任一些政治组织、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但他一直讳言自己。在他看来，科学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拿它作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1996年，朱亚杰病重住院，仍然拖着病体对每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严格把关，逐字逐句修改。朱亚杰病危时，他指导的博士刘晨光教授出国进修前来与老师辞行，朱亚杰因带着氧气面罩而不能说话，忍着剧烈的疼痛，艰难地坚持用笔交谈，一再嘱咐刘晨光要注意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情况，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的情景令医护人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爱国者朱亚杰如烛火一般，以赤诚之心，用尽毕生精力，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摘编自孙兴文《克尽毕生一寸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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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潜心科研，对他钟爱的科学事业敢为人先，为能源研究执着追求；他教书育人，对他寄予期望的学生呕心沥血，为石油教育撑起一片天空。他便是我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石油化工学家和教育家朱亚杰。

（摘自《科技名家风采录》）

②1957年我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地质系，每逢学校开大会,常见到一位衣着整洁、身材修长的清瘦中年人，或拎一只木凳，或提一只马扎，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从高年级学生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就是留学英国归来的人造石油化工专家朱亚杰教授。

（楚泽涵《我的好老师——怀念朱亚杰先生》）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熏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

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跟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助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岁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

   晕厥羊

铁凝

老马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蒜。但是，这个通俗而又廉价的嗜好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地被满足，原因是他的老伴绝不能闻大蒜的气味。

昨晚临睡前，她已经向他交代了这几天他一个人在家应该注意的事情：冷水表里的存水不多了，水表好像有点不准。现在，老马穿好衣服来到客厅，又推开老伴房间虚掩着的门观察片刻，在确认房子里真的没有老伴之后，便疾步进了厨房，拉开柜橱的最下边一只抽屉，拿出预先藏好的两头蒜，三下两下地剥起来。

这时有人按门铃。

老马不觉浑身一激灵：莫非她丢了什么东西又折回来取？慌乱中他把蒜藏进抽屉赶紧去开门——他从来不敢怠慢老伴的门铃声。门开了，唉，原来是单位的出纳给他送工资来了。老马接了工资信手放在门厅的餐桌上,接着赶紧回到厨房继续剥蒜。眼看着那些象牙色的、光溜溜、鼓绷绷的小蒜瓣在他手下越聚越多，老马心中那鬼祟的激情和暧昧的欲望说什么也按捺不住了，他抓起一瓣丢进嘴里猛嚼，一股热辣辣的蒜香伴着脆生生的响动在老马口腔里爆炸。这就是幸福了，咀嚼中的老马暗自思量。

这时又有人按门铃。

正在享受大蒜的老马本来不愿意此刻有人造访，但是，正因为几头大蒜下肚，经常打不起精神的老马，现在是精神昂扬力量充沛，尤其当他看见门口没有老伴。门口是个全新的陌生人，可这个陌生人按了门铃又转身要走，老马就非常想把他拦住，他觉得现在他既有拦住这人的力量又有拦住这人的权利。

老马说，那你怎么按了门铃就走啊。

陌生人说，你这是201，我找错门了。

老马说，你想找谁家？

陌生人说301，说自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水工。

提起物业公司，老马更不想放这人走了。我正想找物业公司呢，你必须进来先给我查查这表。

老马的态度是不由分说的，陌生人却显得犹豫，也许还有几分不易觉察的慌张。但这犹豫和慌张显然敌不过老马的不由分说，于是他跟着老马走进了老马的家。

其实老马也未必想到陌生人这么听话，他一向缺少让别人听他发令的体验。现在他发令了，陌生人居然听令了，老马终于体验了命令别人的愉悦。陌生人摘下身上的工具包，站在水表跟前似是而非地鼓捣了几下。他鼓捣不成什么，急于离开的样子。

陌生人的态度很让老马恼火。他开始厉声谴责站在门厅里的这个人。

陌生人低眉顺眼地听着老马谴责，不争辩也不反驳。就为了陌生人的低眉顺眼和他的不争辩不反驳吧，情绪激昂的老马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外满足感。原来人都有看别人低眉顺眼的欲望，对别人低眉顺眼一生的老马今天终于也尝到了别人对自己低眉顺眼的甜头。老马头上冒着热汗，满嘴喷着不散的蒜气，借着不请自来的某种珍贵的快感，连想带说连说带想，从务实说到务虚又从务虚返回务实，最后，他终于向面前这个沉默而懦弱的“水工”喊出了他此刻打算实施的计划：既然你做不了经理的主，我也就不再怪你。

沉默的“水工”就在这时突然把身子晃了几晃，接着双膝一弯就软软地倒在老马家门厅的地上。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难道他是被我吓晕了不成？老马有点惭愧，然而，让老马不敢承认的是，这惭愧里却又搀和着某种莫名的满足。原来他老马也有今天，他也能对一个年轻力壮的活人充满威慑力量，他也能让一个活人低眉顺眼，最后他也能把一个活人吓晕过去。

老马要通电话叫了对方来救人，很快从客厅里出来，发现门厅地上那个晕着的人已经不见了。他的心紧缩了一下，好像刚明白了什么。惊慌中的老马赶紧回屋，进门先看餐桌，餐桌上他那沓不算厚实的工资也不见了，确实不见了。一切都在瞬间。

老马在餐桌旁坐下，人像瘪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感慨：这个“水工”跟我配合得多好啊。

这晚老马不吃不喝和衣睡去。

老马再次醒来并不是早晨，可能是深夜一点钟。他再也睡不着，耷拉着一张更显“自来旧”的脸爬起来看电视，一个澳大利亚的电视片，讲他们那里有一种奇怪的羊，那是一种长不大的小羊，害怕声音，害怕风雨，害怕比它们大的动物，外界稍有响动就会导致它们晕厥，动物学家命名它们为“晕厥羊”。

他本能地对画面上那些晕厥羊有好感，那是活脱儿一个他自己啊。可是，早晨晕在老马家地上的那个人他又是谁呢？

一只晕厥羊兴许完全有能力去恐吓另一只晕厥羊。

（节选自《铁凝自选小说集》）

消逝的地平线

——纪念古代重阳节“登高”

王开岭

有天，忽然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

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是爆满。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关。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熏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九九重阳，更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我始终认为，登高节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望远、游目骋怀，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去膜拜的元素，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廪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唐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为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处，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事。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然想，早年北京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的这些高丘，如今几乎都荡然无存。若要登高，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不可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被告知旁边即有著名的于山和白塔，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座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的一栋楼。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是“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现在，福州人该去哪里登高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素无丘山的上海，就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的吸引力。先人所涉足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先人不仅慕之趋之，还忠实地护高、养高，对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或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与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先人自然之子的秉性。在对时季的敏感、对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我们不仅迟钝，而且寡情。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纷纷削平，当天然之巍被化作砖块水泥，世人眼中只剩下了“珠峰”……

我们的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的刻度都变了；我们所用的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结果，人造的高遮挡了我们的视线，缩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丧失了远方的地平线。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向那消逝的远方的地平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