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云浮

何立伟

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打开云浮的画册翻看，一页页皆是美丽。我置身的云浮的宾馆，窗外刚刚落过阵雨，一眼望去，近处的青山绿树，远处的碧天白云，那才是与你真正的亲。树木葱茏而生机勃然，像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释放出雨后负离子丰盈的青葱植物的馥香。四下里的空气，是一种使人涤尽尘世之思的安谧。

来云浮之前我并不知晓云浮。被邀请参加云浮笔会时，我想云浮在哪里呢？上网一查，原来云浮还是我极景仰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故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接触了禅宗文化，被禅宗的公案所呈现出的那种罕见的大智大慧所折服。也同时知晓了惠能那四句史上最有名的偈子以及六祖在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的无上地位，还有禅宗对唐以来的中国文人的生命智慧同生活质量的悠远影响。原头在此地，我竟然不知！同行的作家大抵也对云浮的印象一片空白，可见云浮是养在深山人未识。它是不求闻达而隐于山野吗？

我们去看国恩寺，它在新兴八景之一的龙山胜地。周遭山势逶逦，云雾如带，鸟声啼啭。国恩寺原名报恩寺，因惠能在此悟道，得传法物，故于唐弘道元年建寺报恩。后唐中宗“敕赐国恩寺”，乃改其名。国恩寺至今仍保持唐代建筑遗风，规模宏大，古拙庄严。六祖宝殿即为古寺后殿，左侧有报恩塔及六祖手植佛荔，右侧是六祖父母坟茔，殿后则有卓锡泉、浴身池及碑林等胜迹。立于庭除送目一望，四面群峰环伺，林木葱茏，青山沥沥，碧水汤汤，叫人忘了时间。惠能手植的佛荔树，愈千年而依旧茂然其盛，在惠能的纪念日里，树上竟结出六颗红红的佛荔，仿佛是六祖托荔树显灵，令我等叹为观止。站在树下，亦仿佛前朝即今朝，今朝亦前朝，一时不知今夕乃何夕。这是不是一种暗示，六祖惠能，仍活在今天，护佑着故土的悠悠山水，郁郁人丛？

国恩寺里还有佛祖释伽牟尼的舍利子七颗。如此宝物在此地出土，岂不也是奇迹？那群山环抱下的云浮，水流如吟，青峰似画，又还是一片广大的静美，无市声嚣闹，无凡尘惊扰，确是风光无限。禅宗文化诞生于斯，想必有它的道理，亦想必这土地人文自有它的慧根隐隐藏住。

这地方胜迹还有很多，龙潭湖、佛荔园、藏佛坑、六祖故居……一一皆是美丽，又皆是历史文化的遗存，自然之景，人文之景，养眼养心。

我们分组下到各县乡，我在新兴组。所住宾馆，正在国恩寺下，旁边有广东省独一无二的“硫氢化物温泉”。夜来泡着温泉，山影树影是密，人影灯影是疏，唯觉得人世里有如此一方净土，好让我的骨头酥软，灵魂温暖。

我这一时就想，任何朝代，任何为政者，也包括任何草民，治国也好，生活也好，终极的目的唯有四个字：安居乐业。这安居之“安”，既是身安，亦是心安。云浮这个地方，照我看来，真可以安身，亦真可以安心。现代生活嘈嘈杂杂，人的欲望不断被刺激也变得纷纷扰扰，于是人类从内心深处渴望天人合一的自然家园，亦需要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云浮岂不正是这样的一个所在么？

两天后我们同云浮市的王书记与黄市长座谈。两位为政者年轻、专业、思路清晰，想要将云浮打造成“健康、生态、幸福的宜居城市”。这正合我的心思。云浮这地方，与其像珠三角其他城市那样发展加工业、制造业，不如发展有文化亮点的旅游业、绿色生态的农业和养殖业，将自身的山水风情、宗教文化以及历史人文同自然的资源加以提炼，形成周边城市人们来此放松身心的好所在，让人沉浸在山水田园里，也沉浸在禅文化同生命智慧的精神家园里。

云浮这个地名我在当地一问，有多种解释，但不管解释有多少，总之这地名让人遐想，让人产生美感同诗意。真的，这地名有一种少见的美。

（《光明日报》2009年9月18日）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饿饥。”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贫富久必易位”。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上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张邦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有删改）